华罗庚,生于1910年11月12日,于1985年6月12日去世。华罗庚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解析数论创始人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华罗庚以其卓越的数学成就和深邃的爱国情怀,在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正好是是华罗庚诞辰114周年,所以也算缅怀和纪念。
华罗庚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不止一次地说:“高水平的教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如果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了,把容易的东西讲难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现。”
华罗庚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全家住在昆明郊区一间牛棚之上的楼棚里。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降临人世。华罗庚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破屋子里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穷困中的华罗庚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黄昆(1919.9.2—2005.7.6),浙江嘉兴人,著名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85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获得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6年陈嘉庚数理科学奖、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7月6日,黄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同时,在西南联大期间,黄昆与杨振宁、张守廉三人关系甚好,经常一起激烈讨论各种问题,被称为西南联大“三剑客”。提起这段经历,杨振宁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
对于这一段经历,黄昆颇有感触:
他们两位都是天赋极高、聪明过人,课堂上一些我认为非常艰深的理论,很快就能轻松地掌握。所以在日常交谈中,这些知识成了我们随时讨论的课题。对科学的追求,在他俩身上随时随地都有体现。因而与他俩的交往甚密,我也受到了感染。
1947年,在美国从事实验研究杨振宁工作颇为不顺,甚至被人调侃“哪里有了杨,哪儿就会噼啪响。”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认为自己颇为幻灭(disillusionment)。几个月后,友人回信:我理解你的幻灭,你的烦恼不也正是我的烦恼。同时激励杨振宁将注意力放在自身之外,一起献身科学事业。
这位好友不是别人,正是同学黄昆。
从左到右依次为黄昆、张守廉、杨振宁三人在西南联大时期被称为“三剑客”
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个怪人叫沈有鼎,那个人好像有点神经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人的课都跑去听,拎着一个小皮箱,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有一次,闻一多上《诗经》的课,看到沈有鼎坐在第一排睡觉。闻一多说:“等一下,我们等沈先生醒了再讲课。”
沈有鼎人虽聪明,却不修边幅,上课独来独往。他终年身着一件布满污渍的长衫,且匆匆走路,常常自言自语。钱穆说“其为人极可鄙”。沈的另一怪癖就是“唯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唯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
沈有鼎是民国时期研究逻辑学中国第一人,也是西南联大圈子里占卜第一人,占卜水平之高,人人都相信他。那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西南联大,有一天,沈有鼎占卜,说:“不好了,最近不能蹲在房间里。”占卜结果为“不出门帘凶”,日本人飞机来轰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当时他们几个人都在一起,人人相信他,那段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吃完以后就跑到山上去,到太阳落山才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日军飞机轰炸,一批人炸死在房间里。事件后,钱穆认为沈有鼎确实水平高。
费孝通说自己在联大任教时,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因此费孝通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费孝通的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乡土中国》则是费孝通在西南联大任教“乡村社会学”时的上课讲义,也是费孝通长期在乡村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整理出来的学术成果,一共由14篇论文组成。书名中的“乡土”指的是哺育我们的故土,费孝通在书中说,这里谈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有的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的面貌。
联大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汪曾祺回忆自己大学经历时,自嘲地说,考入大学,成天“泡茶”(泡茶馆)。他经常逃课,有时,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树的树枝之上,对着明月吹笛,一度被视为联大学生中的另类。
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在西南联大时,游国恩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
游国恩在西南联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复员),一直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并先后开设了唐宋文、近代诗、韩愈文、黄山谷诗、文言习作等课程。当时的讲义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成的,但并不是为了课题和职称,也不是为申请一级教授,只是为了完成教学。
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休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了三十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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