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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到底是什么?在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的哲学观点对“自我”的理解中,我们既能看到文化差异性,也能看到人类对哲学的共同探索。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我的发现对人类有着重要意义,是追求永恒的真、善、美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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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4-前483年)说过一句经典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以此来表达他对世界一切皆变的哲学思考。赫拉克利特有一个学生,也是一位哲学家,名字叫克拉底鲁(Cratylus)。克拉底鲁比他的老师赫拉克利特更过分,他竟然提出“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后世对克拉底鲁的评价并不高,并把他归于诡辩派。他虽然据说是柏拉图的第一位老师,但是似乎柏拉图更尊重并且在意他的另一位老师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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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底鲁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的人物,但是却没有苏格拉底出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克拉底鲁全面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他坚定地认为一切事物都变化无常,人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而也就无真理可言。并且在克拉底鲁的观点里,他认为语言根本无法描绘世界,因为语言一经说出,事物已面目全非。这相当于从人的语言角度又彻底否认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与可能性。如果按照这个理论,那么以雄辩著称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一个笑话。

然而,与克拉底鲁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古老东方,也有一位认为世间无常,人生无我的大思想家却比克拉底鲁的命运好得多。这位思想家就是释迦摩尼,他创立了佛教。佛教的核心主张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和克拉底鲁的“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是如此的相似!但是无常无我观在古希腊被定义成伪辩论而被人所蔑视,而在东方却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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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便很好奇。为什么几乎差不多一样的思想在东西方却有着如此天差地别的命运?其实,其核心都是来自于对那个“自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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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后来的心理学,自我都是最根本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追问“人是什么?”

古代的思想家们还没能掌握将人的心理过程通过人的意识活动来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所以就算是如柏拉图那样伟大的哲学家也无法绕过“灵魂”的诱惑。在古希腊人看来,一个具有“自我”的人,除了具备有型的身体、情绪与道德,当然也必须具备确定的灵魂。而一旦像克拉底鲁这样否定掉“自我”,那人就相当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并且这个躯壳也是无意义的!这还得了!

哲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试图去解释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与运行的规律、人作为一种存在与世界的关系、生命的意义这几个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和人都是一个“无”,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所谓的人,甚至还有什么理由生存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中呢?所以,古希腊的克拉底鲁注定很悲催。

但是在东方,一个“无常无我”的世界观却被人们坦然接受了!这是因为东方与西方从根本上来说,对由时间与空间所构成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由此对于“有”与“无”的感受也非常的不同。

简单来说,西方思维下的时间观念是一条直线,无始无端,所有事件都是发生在这条线上的空间内。所以,“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至于“人一次也不能踏入河流”的观念更是否定掉了时间这条线,也就不可能再有空间,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生活。可是人们的确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因此,这种“无我”观念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这里,“有”代表着真实的存在,而“无”则代表着彻底的消亡。

而在东方,时间的观念并不是一条直线。在古代印度,时间是一个圆,无始无终,周而复始。所有事件都是在圆形中发生。不管这个圆本身如何,存在就是存在,无非是以这种形式存在或者以那种形式存在,决定存在的不是时间与空间,而是超绝时空的业力。这样,人们只享受当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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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代中国,时间观念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许多平行线。现实生活只是时间与空间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有着更为辽阔的“天地人鬼畜”的大千世界与充溢在天气万物之中的“浩然之气”。所以,有与无并不绝对,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对这个事情,根本不需要纠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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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从根本上对世界与人生的观念的不同,最终决定了我们对待“自我”这个大问题的态度取向,也形成了三种关于“自我”认识的观念方向。

科学心理学起源于西方,也是目前来看解释“自我”相对最精密的学科。综观自我概念的心理学研究,个体既可以以主体我(即英语中的I)的身份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此时的我处于观察地位;又可以以客体我(即英语中的Me)的身份被认识、被改造,此时的我处于被观察地位。所以,每个人都是主体我(主我)和客体我(客我)的统一体(自我)。这种自我观,是在整体中泾渭分明的独立细分的观念。与之相关的人格、个性、情绪、认知、意识,都需要有一些明确的定义范畴。这就像一条直尺,刻度分明,我称之为“直尺式的自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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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中的自我,我称之为“混沌的自我模式”。因为在古代印度的思想里,无论是持实有观念的婆罗门思想传统还是持空无观念的沙门思潮,其核心并不是确定自我是什么,而是要将自我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一致化,也就是所谓的“梵我同一”。在这种观念下,时间与空间都不具备特殊的意义,它们只是构成绝对实在的条件——自我也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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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是存在于关系中的不断变换的存在。《易》与“阴阳鱼”图形是这种观念最为代表的巅峰之作。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存在着不同情境中的真实的社会自我,也存在着超然而富有灵性的超道德自我,这两个自我从来不发生冲突。人在经历现实当下种种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变通,也同时在享受着自我遨游在超然的境界中的绝对。我将这种自我的观念称之为“关系的自我”

不过,无论是“关系的自我”“直尺的自我”还是“混沌的自我”,虽然不同文化心理与思辩传统不同,但如果我们查阅东西方古圣先贤的遗留,我们会发现,“自我”最终的目的都是去靠近那个永恒的真、善与美。而“自我”的唯一价值,就是实现生命最大的幸福。古代印度人将这种幸福定义为解脱,古代希腊人将这种幸福定义为真理,古代中国人将这种幸福定义为“内圣外王,天人合一”

因此,无论从哪种文化角度来看,自我的发现都是人类向往幸福的终极追求。

在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早已经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科学的巨大进步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去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大脑、意识与基因。大量关注生命发展的学科与研究层出不穷,对于生命的内容,也进行了学术上的探讨。心理学上的“生命领域”理论的崛起也证明了我们在这个方面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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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领域理论认为,自我是个体在生命领域中的展示与反思,是在生命场景中的认知与行动的同一性意识。休闲、工作、婚姻、生活水平、健康、性生活、友谊、生产力、物质福祉、亲密关系、安全、情感福祉、社区等生活领域都被做为“生命领域”中的重要场所。其中,心理、家庭、工作、健康和社区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为是最主要的生命领域。

目前,第三代积极心理学工作者们将目光从积极天性、真实的幸福开始向生命领域延伸。他们的工作是帮助人们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之上,运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中创建真实的幸福与成功,并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中找到平衡。

(本文摘自《幸福的种子:我的心理学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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