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在生活上要无微不至地关心官兵的疾苦，要把士兵当作是自己的亲兄弟来爱护、帮助，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如果一个指挥员不能做到这一点，到战时又怎么要他们和你共生死、完成战斗任务呢？”
这是对越作战英雄王银章将军对部下干部们的谆谆教诲，同时也是他军旅生涯对下级官兵的真实实践。
1940年10月出生于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的王银章，19岁时参加解放军，来到了广州军区下辖的陆军55军服役，其顶头上司便是从国军起义而来的55军首任军长陈明仁上将。
55军长期驻防在广东、广西一带，下辖163师、164师、165师共3个主力师；王银章凭借自己的努力，用了短短20年时间，就成为团级干部，荣升为55军163师489团的团长，后来还晋升为野战师主官、惠州军分区的主官等职。
但对王银章来说，在他军旅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王银章有幸能亲率部队奔赴对越作战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黎笋掌控越南主导权后，一方面强化与苏联的结盟，获得大量军事援助，自恃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另一方面则学美苏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妄图建立“印支联邦”，出兵侵略柬埔寨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还大肆挑衅北方巨邻，在南海和中越边境咄咄逼人。
为了打击越南的嚣张气焰，我国就决定于1979年2月12日从西线的云南省和东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作战方向同时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
王银章所在的55军，就和41军、42军、43军、54军、50军共同组成东线作战兵团，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指挥。
根据作战部署，许世友把55军放在距离越南首都河内最近的友谊关方向，作为威逼河内的关键一步，这已然凸显了55军的重要作战地位，而友谊关就在越南谅山省和广西崇左的边界地带，所以55军成为同登战役、谅山战役的主力部队，撬开了东线进军越南的大门。
在55军163师师长边贵祥和政委吴恩庆的领导下，王银章团长率领的489团，和487团、488团并肩战斗，突进了越南谅山省腹地，对首都河内市形成了直接的战略威胁。
当然了，冲在最前，也意味着伤亡最大。根据王银章的回忆，他率部进攻作战时，越军凭借天险，外加明碉暗堡实施火力交叉作战，我军在短兵交接中打的很难，基本都是前面的战友倒下，后面的战友前赴后继地冲上去，靠着巨大的牺牲夺占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从而为后续部队打赢同登战役、谅山战役创造了有利战机。
王银章的489团也成为163师荣立战功最多、牺牲勇士最多的主力团。
可以说，王银章在前线作战中，率部敢打猛冲，为战局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所领导的489团也被55军授予“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锦旗。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越反击作战中，55军163师也是29个参战师中歼敌最多的师级部队，歼敌人数达到五千多人；而歼敌最多的团是163师487团，毙敌1932名；歼敌最多的营是163师488团3营，毙敌1005名；歼敌最多的连是163师488团3营7连，毙敌470多人。
以至于越南人民军对55军163师师长边贵祥恨之入骨，还打出了“消灭163，活捉边瞎子”的口号，在军中也流传有“东有55，西有149”的顺口溜，指的就是东线作战成绩最大的是55军，西线作战成绩最大的是昆明军区13军代为指挥的成都军区50军149师。
第二就是，王银章在恢复军衔制时能以师长的身份破格晋升军级才享有的少将衔。
对越反击作战胜利后，基于王银章在战场的突出表现，他先后晋升163师副师长、师长等职。在百万大裁军时期，55军被撤销，下辖的163师编入了42集团军。
因此在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48岁的王银章是以42集团军163师师长的身份被授予的少将衔，成为当时1289名被授少将衔的军官中屈指可数的野战师师长之一。
按照我们现在的晋衔惯例，师长作为正师级干部，往往只被授予大校衔，出现最多的就是高职低授，比如海军政委魏金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等将领，都是大军区级，却在1988年只被授予了中将衔。
可对于王银章这样以师长的身份晋升少将的低职高授情形则比较少见，但也属于正常范围。
因为当时的军衔制度，规定正师职的编制军衔为一职三衔，包含少将衔、大校衔、上校衔，基准军衔为大校，把王银章师长晋升为少将，实则是根据他往年的战功和领兵、带兵表现所进行的破格晋升，恰恰说明了王银章将军出色的一面。
既然晋升到少将军衔了，本以为王银章会顺势晋升到集团军的军级行列，不说是正军级的军长，当一个副军级干部也行。谁知，在他晋升将官军衔的2年后，王银章却彻底离开了野战部队，跟军长岗位无缘。
根据工作需要，王银章在上世纪90年代初调任解放军惠州军分区，担任军政主官，后来还任职过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为副厅级干部，直到2003年10月才过上退休生活，刚好是副大军区级将领最高服役年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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