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把时间从岳飞之死往前拨，拨回南宋之前的北宋末年，从头说起。
这一年是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末，北宋王朝的首都汴京城被金兵团团围困、层层封锁，一时间可谓水泄不通。
这些天，汴京城里的气氛显得颇为紧张和压抑，城里众人的情绪固然紧张，却还没彻底绝望。
他们此时仅存的一点希望， 是驻扎在离汴京城不远的相州的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大家都盼着赵构能“速领兵入卫王室”， 及时前来勤王。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这点希望的光变得越来越微弱， 越来越虚无缥缈。十二月初一的赵构尚且还在相州成立元帅府， 十二月十四就到了更远的大名府， 十二月十九又到了更后方的东平府。
于是金兵得以从容攻破汴京城，随后疯狂地搜刮汴京城的各种金银财宝、古器典籍。最后又掳走徽、钦二帝，以及后妃、嫔御、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大量皇室成员，还有众多朝廷官员、各行各业的百姓。这就等于是把整个汴京城都抽了个真空， 直接打包带走。
如此一来，等到金人要撤退的时候， 整个汴京城也就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时也给金人留下了一个难题，接下来该怎么处理汴京城呢? 金人想来想去，为了避免赵宋东山再起，也为了便于自家管理，干脆扶植一个足够听话的新皇帝。所以金人对城内的大臣们提出要求：不能“复立赵氏”，要“别择异姓”，干脆你们自己选一个皇帝出来吧。另外，要是你们不选，或者选不出来， 那就“举兵入”。
尽管金人没明说，但城里的人都明白，如若不从，势必迎来金人更恐怖的屠城报复。接到这个任务的汴京城里的大臣们都是懵的。城里的自家皇帝钦宗已经投降了，城外勤王的赵构也靠不住了，眼看金人磨刀霍霍地说要屠城，所以还是得另选皇帝。
剩下的这些大臣们智商都在线， 谁都知道这傀儡皇帝不好当， 可以说是既有性命之忧， 又可能背负“宋奸”之名， 而好处全无。所以在场的各位大臣你推来我推去， 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倒霉的傀儡皇帝。
很快， 大臣们很是机灵地想到了一点， 既然在场的大家都推来推去， 那干脆推荐个不在场的呗。于是经过一番核查之后， 发现在担任过宰执一职的大臣里， 只有太宰张邦昌不在场。于是大家就将张邦昌的名字报了上去。金人见名单报上来的是“张邦昌”， 倒也非常认可。
张邦昌何许人也? 他是永静军东光县人(今河北人)。张邦昌是进士出身，个人修养也相当不错， “识敏而器宏，才全而学博”。同时也不乏个人的高光时刻，还曾经批评过大奸臣童贯， “尝与童贯议事，面折其短，士论美之”。就是这样一个还算不错的人，因为当时不在场，就摊上了这样大的事。
在众大臣纷纷推卸责任的时候， 不在场的张邦昌本人又在哪里?是做私事去了? 还是像康王赵构一般外逃谋私利了? 答案是， 老张正在金营替大伙当人质呢。其实张邦昌被推去做这种苦差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早在靖康元年的正月， 宋钦宗开始和金人求和的时候， 被派出去充当割地议和的使者， 或者说被派出去的人质就是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对于朝廷大臣来讲， 割地使可不是什么公费旅行的美差， 而是要忍辱负重的， 干的是丧权辱国的苦活儿。有意思的是， 大家没人敢呵斥幕后答应割让土地的皇帝， 只会辱骂台前走流程的割地使。
临行前， 张邦昌向钦宗要割地圣旨时， 钦宗果断不予。随后要河北印绶， 又不予。这就等于说， 这个割地的恶名， 你张邦昌就担了哈。从这里也能看出， 钦宗根本就没想让张邦昌回来。
不久，人质康王赵构就被钦宗的五弟肃王赵枢给换回去了，而张邦昌呢，则由“少宰”升任为“太宰”兼门下侍郎，表面上是升官了，但实际上是更加有苦难言。那边康王赵构得以溜之大吉，这边张邦昌就只能被迫跟着金人一路北上燕京。
在张邦昌跟着金人一路北上的路途里，因为胆怯懦弱，所谓“小胆怕事特甚”，沿途也就基本上是金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自己既无主见，更不敢反抗金人。
以至于当时人都批评张邦昌：“闻播迁之说则乐从， 画效死之计则退缩。”又或者还有更严苛的批评：“敌所言者从之， 敌所欲者与之，不闻有忠义一言奋然以折敌人之心。”
总之， 在大家眼里，张邦昌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议和派，不少人都曾缩在汴京城的温室里，大义凛然地弹劾张邦昌就是个“社稷之贼”。
可对于张邦昌个人来讲，自己孑然一身处在虎狼一样的异域，又被国内的皇帝和同僚抛弃。面对整个大宋都无力对抗的金人，他个人又能怎么办呢?
在金国滞留了足足一年的张邦昌，等到次年也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十五的时候， 终于抵达了汴京城外的金营。
因为高度机密， 这时候的张邦昌对自己已经被城里的大臣们“拥立”为帝的事， 还一无所知。此时望着近在咫尺的汴京城， 张邦昌本人大概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足足一年多做人质的煎熬时光， 可算是撑到头了。
这时候城内带头主事的是吏部尚书王时雍。等到要起草公开劝进张邦昌为帝的推戴状时，大家又开始互相推脱，礼部员外郎吴懋就托病不肯下笔，最后由一个叫王绍的人写好，吏部尚书王时雍第一个在推戴状上签名，之后大家才纷纷借坡下驴， 签上自己的名字。
除了官员集体签名外，就连士庶僧道等百姓也要通通跟着签名，表示支持。唯一例外的倒是身为御史中丞的秦桧，非但拒不签名，反而刚直地表示要“乞立赵氏”，从而闹了个小插曲。随后秦桧就被愤怒的金人抓了过去，因为金人老早就规定了不能“复立赵氏”。
直到二月末，金将刘彦宗、刘思等人在拿到汴京城百官交出的推戴状后，才将城内百官劝进张邦昌当皇帝的事情告诉张邦昌。
得知这一消息的张邦昌，绷不住了，一时间是既呵责刘彦宗，又骂城中百官，随后便要绝食寻死， 坚决表示“必欲立邦昌， 请继以死”。
刘彦宗等金人也很会来事， 也相当擅长踢皮球。只要能把张邦昌活着送进城， 自然有城内宋朝的大臣来劝。所以该送进城的还得送。于是便一方面派了十来个士兵守着张邦昌， 以免出事； 一方面又欺哄张邦昌说， 我们要立赵氏太子为皇帝， 你只是回去当宰相的， 张邦昌这才答应进城。
等到三月初一这一天， 金人正式派人送张邦昌进汴京城。城里的大臣们便先按照宰相的礼节迎接张邦昌进城， 等到宋金两边交接完毕，金人打马便回， 压力顿时转给城内大臣。入城的张邦昌没有直接入住皇官， 而是住回了尚书省， 随后百官便齐齐请张邦昌登皇帝位， 无形的泰山一样的压力又继续给到张邦昌。
张邦昌虽然软弱，但并不傻，很快就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当即表示浑身上下各种不适，腰也酸， 背也疼，饭也吃不下。并且他还发起反攻：“你们大家都怕死， 把麻烦甩给我，难道我就不怕吗?”
这时百官也慌了，大家以为金人早就说服了张邦昌，张邦昌本人也早就答应了，可谁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一时间，大家都暗骂金人不是东西。
可金人却不管这么多，等到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初二这天，金人就来信明确表示：“限三日立邦昌，不立，城中尽行杀戮。”这消息传来， 整个汴京城的人心态近乎都崩溃了。这样一来，一层层恐怖的阴云简直像是李贺的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一般，狠狠地压在了每一颗脆弱的心上。
百官见时间紧迫， 压力巨大， 便只好先稳住城外虎视眈眈的金人，诈称张邦昌已经答应做皇帝， 但还需要三天准备时间， 也就是说三月初七就能举行登基仪式。金人答应了， 但留给百官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于是，不仅仅百官轮番上阵劝说张邦昌，就连城中的那些百姓也都纷纷来劝说张邦昌，一把鼻涕一把泪，好不热闹。
尽管如此， 张邦昌还是不为所动，硬是绝食了四天。最后实在招架不住大家一轮又一轮、各种软硬兼施的劝说， 便抽出刀来要自杀。这么多人在场，人们哪里会让张邦昌就这么死了，当即就有人发出凌厉至极的逼问：“相公你怎么不在城外死，而偏要跑回城里死呢? 这样岂不是来祸害我们一城百姓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无转圜的余地。张邦昌还能怎么说呢?
于是又有人进一步劝说，消解张邦昌的顾虑：“相公你当皇帝只是暂时的， 一旦金人退却， 你到底要做伊尹，还是王莽，不都是由你自己抉择吗?”
事已至此， 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话都被大家说尽了， 张邦昌还能怎么办呢， 只得勉强答应， 并一再对大家强调：“我这可是拿自己九族性命， 换取一城人的性命。”说到底， 张邦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自己是万不得已的， 到时候为他证明清白。但这种极度敏感的事情，日后到底会怎么样， 大家到时候认不认， 谁也说不准。
到了三月初七， 登基大典的最后一刻， 张邦昌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又是痛哭， 又是“佯为惛愤欲仆”状， 奢望能够凭借这一精湛演技混过去。但事情都到这最后一步了， 大家硬是把张邦昌给救了过来，并送到宣德门的西门阙， 随后进行一系列颇为繁琐的登基仪式。
期间，金人又派遣了许多使者，赐给张邦昌许多礼物，然后张邦昌向北拜舞，这一举动象征着他接受金国的领导， 表明自己虽然是大楚皇帝，但却是大金国的附庸。眼见张邦昌接受册封并拜谢之后，金人很满意地拍拍屁股离开了。
但张邦昌要演的这出戏，却还远没结束。
等到金人退出之后，张邦昌和汴京城里百官之间的又一场大戏也就正式上演了。
这时候的张邦昌，就像是进贾府的林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举一动都在尽力避嫌，想要最大程度消解和规避这次登基的顶级风险。
等到百官应当朝贺之时，张邦昌便由之前的宣德门过大庆殿入文德殿。此后张邦昌就将开会办公的地点也设在这里，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皇帝办公应当是在紫宸殿或垂拱殿。
这时候，有人安排了皇帝专用的帝辇，但张邦昌弃而不用，仍旧坚持步行。
等到正式入殿之后， 原本皇帝的正位是南向放置， 张邦昌则在西向的座椅上坐下， 接受百官的朝贺。随后以王时雍为首的百官要行跪拜大礼时， 张邦昌便赶紧下令说大家不用跪拜， 再一次表示自己是为了全城百姓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并不是真想当皇帝。
可王时雍很会来事儿， 眼见此刻是真变天了， 坚持要率领百官行大礼， 各种谄媚讨好张邦昌。搞得张邦昌只能连忙转身， “东面拱立”， 表示自己拒不接受， 以示清白。
这一套流程走下来， 就连当时在旁的侍卫们都大发感叹：“以前平日里都是看那些唱戏的伶人来装假官人(皇帝)，今天却看到了张太宰来装假官家(皇帝)。”
等到一切仪式结束， 不管张邦昌本人乐不乐意当大楚皇帝， 乐意为大楚做事的官员却不在少数。比如特别会来事儿的王时雍就做到了权知枢密院事， 领尚书省。此外， 吴幵为权同知枢密院事， 莫俦为权签书枢密院事， 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这时候， 这个新生的大楚政权能够正常运转， 离不开这些精明能干的人积极工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王时雍， 每次向张邦昌汇报工作时， 都是用“臣启陛下”的固定格式， 张邦昌也都是狠狠批评。这也使得当时王时雍被大家称为“卖国牙郎”。
有意思的是， 相关细节传到已被金人抓走的宋徽宗耳边时， 就有人认为张邦昌一定会还政于赵氏， 便献诗说：“伊尹定归商社稷， 霍光终作汉臣邻。”宋徽宗本人则气得不行， 表示： 等到那一天， 我都不知道被抓到哪里去了。
这边的张邦昌呢， 有一说一， 还真是虽有皇帝的名头， 但实际却是伊尹的派头。皇家的一切礼仪、器物通通免去不用， 重要的地方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 完全是“封府库以待君王”， 堪称是一个十分称职的管家。
此外， 张邦昌和大家见面开会聊天的时候， 大家既不用朝拜，也不用高呼“万岁”。他也自称为“予”而不称“朕”， 发出的指令，也只叫“手书”“中旨”而不是“圣旨”。
总之， 张邦昌始终小心翼翼地坚持着为臣而非为帝的礼制， 与朝廷官员们以平级关系相处， 可以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逾矩”的把柄。
再看眼下留给张邦昌的混乱局面， 就好比是一副烂到不能再烂的扑克牌。大小王、四个二、四个A之类所有的王牌和优势， 早就被徽宗、钦宗挥霍一空， 消耗殆尽了。留给张邦昌的， 就是一个烂摊子。但就是这样， 还是被张邦昌慢慢打出花来， 他渐渐稳住了大局。
可以说， 即位之后的张邦昌， 为了收拾徽、钦二帝留下的烂摊子，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且有一定的成绩。
第一， 在张邦昌即位之后，金人也在准备慢慢退兵，但担心张邦昌没法服众，赵氏卷土重来， 就打算留下部分金兵帮忙驻守。但在张邦昌好说歹说之下，金兵被彻底劝退了，最终没有留下一兵一卒。
第二，决定撤退的金兵想要在临走前再搜刮一次汴京城， 规定数目让城中百姓上缴金银， 如若不然就要屠城。这时候张邦昌亲自写信给金兵元帅请求给大楚留点积蓄， 不要再搜刮百姓。金兵元帅粘罕见此， 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三，张邦昌还向金人索回了众多被扣押的大宋官员，比如颇为刚直的曹辅，小时候被苏轼器重、后来却诽谤岳飞的孙觌。此外，张邦昌请求释放的名单里，还有一个是曾经极力反对张邦昌当皇帝的秦桧， 但被金人拒绝了。此外被金人拒绝的名单里，还有张叔夜、孙傅等人。而这几位都是当初拥立赵氏，反对另立别姓的。其实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 张邦昌本人是真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当然了，除了部分官员被释放， 其他平民百姓、僧道也有被放回的。
第四， 张邦昌自始至终保留住了赵宋的陵寝和宗庙， 没让金兵毁掉， 并积极为还政于赵氏做准备， 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封府库以待君王”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张邦昌的大楚期间， 还一度将需要缴纳的岁币大幅降了下来。
在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 对金实际缴纳的岁币大概是一百万贯铜钱、二十万银两和三十万匹绢， 百姓不堪重负。而到张邦昌时， 一度降到仅需缴纳银十五万两、绢十五万匹。这也使得北宋从此摆脱徽、钦二帝时期的超高岁币， 后来的南宋高宗赵构与金的绍兴和议，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谈判的， 最终确定宋对金每年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从以上几点， 我们也都不难看出， 张邦昌的一系列操作， 可以称得上是既忠心耿耿又小心翼翼。
尽管如此， 当时人仍然不无猜疑之心， 有太学生就表示：“虽曰‘无意于神器’， 吾不信也。”认为张邦昌的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不错，但实际上还是在收买人心， 想当皇帝。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一位当初被钦宗嫌弃、被同事踢皮球、性格稍显软弱的张邦昌，在最危难之际，既比被抓走的徽、钦二帝做得还多还好， 也比溜之大吉、隔岸观火的康王赵构要更实在、更地道。
当张邦昌同金人斗智斗勇的时候， 徽、钦二帝即将被金人押着北上的时候，康王赵构又在做什么呢?
最开始赵构也想进行救援， 可在手下大将们一番分析利害的劝说之下， 赵构秒懂， 抓紧南逃， 从此再无什么救援徽、钦二帝之心， 只是嘴上还时不时吆喝几句“抗金军”“迎二帝”的政治口号。
等到四月初， 金军已彻底撤离， 汴京城也终于安稳下来。而张邦昌到底是辅政的伊尹还是篡位的王莽这一问题， 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大楚官员们也纷纷下注。此前很会来事儿的王时雍就警告张邦昌此刻已然骑虎难下， 还政必无善终， 意思再明白不过。另外一位在大楚期间表现同样颇为积极的吕好问， 在这时候则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眼光， 认为还是得还政于赵氏， 只有“盍亟还政”， 才可“转祸为福”。
事实证明， 张邦昌是伊尹。或者说张邦昌最终选择的是伊尹的行为模式。在以吕好问为首的官员的具体筹划下， 张邦昌还政的速度可谓非常之快， 绝不拖泥带水。
四月初四就先请孟太后， 也就是著名的元祐太后回宫， 准备复辟.所谓“具述复兴之事”。
初五， 就派人赶到济州康王赵构所在的地方“以明本心”， 随后将玉玺也送了过来。
初七， 又派人持书至大元帅府， 正式向赵构称臣。得到这一消息，赵构喜出望外， 当即也表示“九庙之不毁， 生灵之获全， 相公之功已不愧于伊、周矣”， 这相当于是官方认可了张邦昌就是伊尹， 就是周公。
初九， 请孟太后垂帘听政。
初十， 张邦昌避位。
十一， 孟太后垂帘听政， 张邦昌重拾以前太宰官职， 退居资善堂。至此， 张邦昌已完全交出政权。从他登基当大楚皇帝， 到此刻的南宋太宰， 一共是三十三天。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整个汴京城百官和百姓都翘首以盼的康王赵构， 哪怕是到了现在这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还是不敢亲自来汴京城， 而只是派了支兵马前来“收复”汴京城。
另外还有一点颇为尴尬的是， 这场闹剧结束之后， 大家发现彼此的表现实在都不怎么样， 谁也不比谁更好看。汴京城里的百姓和官员，目睹了徽、钦二帝被掳， 非但没啥反抗的举动， 还硬生生拥立了一个新皇帝。
康王赵构自己也同样有问题。钦宗和城内百姓都曾一度将他视为勤王的英雄和希望， 可他慢慢集重兵在手， 非但不来救援， 反而自己越躲越远， 根本没有管这一城百姓的死活。
逊位的张邦昌， 虽看似无辜， 甚至还很高尚， 但毕竟是一个当了皇帝的“逆贼”。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 到底该追究谁的责任? 这是所有人当下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汴京城的官员、百姓? 是张邦昌? 抑或是赵构?
关键时刻， 康王不愧是康王， 抓紧时间将一切责任都推干净。赵构送来文书表示， 这一切都在于金人太狡猾， 蔡京等死去的奸臣又误国。所以不是大家不抵抗、不抗争、不爱国， 而是敌人太过狡猾和狠毒。这样一来， 大家纷纷点头拥护， 就请康王您即位当皇帝吧。
可现在处在南京的赵构本人， 却不乐意涉险来汴京。道理也很简单， 南京离金人远， 身边又都是自己人， 相对安全。而汴京城呢，金人随时可能打来， 官员、百姓又不是很可靠， 哪能轻举妄动呢?
汴京城的孟太后等人也很无奈， 既然赵构不肯来汴京城， 那么就只好派汴京城的官员前往南京。于是， 以太宰张邦昌为首的部分大臣，便匆匆赶去南京。
等到张邦昌等人赶到南京后， 张邦昌当即“伏地恸哭请死”， 赵构也很配合、很宽容， 一方面跟着嗷嗷大哭， 另一方面进行安慰， 估计像“老张啊没事没事”“理解理解”之类的话也没少说。
五月初一， 在张邦昌等汴京城百官的拥戴， 以及跟随在赵构身边的一众官员的支持下， 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 改元为“建炎”， 是为宋高宗。登基之后的高宗赵构当时就大赦天下， 像张邦昌、王时雍等人全都不加追究， 一时间气氛是相当愉快又祥和。张邦昌本人大概也暗暗松了口气， 这难关应该是渡过了吧? 事实证明， 张邦昌还是想简单了， 事情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
就在高宗赵构即位以后， 局面一点点稳定下来， 我们颇为熟悉的主战和主和两派又重出江湖。这时候主战派的代表是李纲、宗泽，主和派的代表则是黄潜善和汪伯彦。由于两派的复出， 使得“如何处置张邦昌及伪楚官员”这一翻篇的问题， 再度被拿出来， 甚至引起激烈争执。
一开始， 赵构本人及主和派打算继续利用张邦昌， 想用张邦昌来跟金人求和。就在五月初三， 赵构对黄潜善、汪伯彦等暗示并且与他们密谋如何处置张邦昌。
赵构想的是“异时金人有词， 使邦昌具书报之”， 倘若金人对赵宋的复出有意见， 就让张邦昌告诉他们“举国之人不忘赵氏”， 张邦昌本人“惧， 不待问罪”， 自愿就把位置让了出来。所以赵宋能够东山再起， 实在是天意， 而并不是反抗金人， 并不是不尊重金人。
黄潜善、汪伯彦等主和的官员当然心领神会， 纷纷表示：“臣等谨奉以施行。”于是这段时间成了赵构和张邦昌的短暂蜜月期， 一会儿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 一会儿又封他为太傅， 虽然这些职务都没有实权， 但也可见赵构此时对张邦昌的态度还是比较尊崇的， 尽管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讨好其背后的金人。
所以这段时间反倒是张邦昌自己“累章求退”， 多次上书请求辞职， 而赵构以“勋在社稷”为由不让张邦昌退。
一直等到主战派的李纲赶到， 献上“十议”书时， 形势才急转而下。
这里面的第四议便是： 议僭逆。
大意是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 不能临难死节， 而挟金人之势， 易姓改号， 南面为帝。其后不得已才奉迎皇上， 朝廷尊之为三公， 不当。
应正典刑(即杀掉)，垂戒万世。
在李纲看来， 张邦昌是一定得杀掉的， 并非常坚决地表示：“臣不可与邦昌同列， 当以签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 第罢臣。”
眼见李纲把这一事件变成了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 高宗本人也确实很难选， 于是找到吕好问咨询说：“当时你在城内， 最了解情况，你说怎么办?”
吕好问这个人特别擅长打太极、踢皮球。对于当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汴京城逼迫张邦昌为皇帝这事， 他闭口不提， 只把皮球踢回去：“邦昌僭窃位号， 人所共知， 既已自归， 惟陛下裁处。”说了就跟没说一样， 反正陛下您自己看着办吧。
一旁的李纲也看明白了这一点， 当即大骂吕好问尽说废话， 典型的首鼠两端。但更关键的还不是这句， 而是另外一句直奔主题的：“邦昌僭逆， 岂可使之在朝廷， 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
高宗赵构这才品出味来， 顿时觉得对啊， 没毛病啊， 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 我们现在怎么还能留一个“故天子”， 留一个“前皇帝”呢?
于是张邦昌马上就被降为昭化军节度副使， 并被发配到潭州。这么一来， 远离了高宗赵构的张邦昌将再无辩白的机会。
高宗赵构身边的官员们， 开始无孔不入地深挖张邦昌的一系列罪行。结果还真被他们挖到一条， 说张邦昌玷污了皇家的女人。“震怒”的高宗赵构便依据这一点， 从而“诏数邦昌罪”， 最终赐死张邦昌，并杀掉王时雍等当初表现特别积极的大楚官员。
其中只有吕好问是例外。因为他智商情商都很高， “转弯”也转得特别及时又顺滑， 非但没有降级， 反而被提拔为尚书右丞。至此，高宗赵构终于从容不迫地完成了秋后算账。
就在使者拿着赵构的赐死诏书抵达潭州来抓张邦昌时， 张邦昌一度委屈巴巴地哭哭啼啼， 大概也说了不少自己是被冤枉的、是迫不得已的话语， 并且一再徘徊退避。使者烦得不行， 就逼着张邦昌登楼。此时张邦昌所寓居的潭州天宁寺， 寺内有座平楚楼， 取意自唐代书法家沈传师的“目伤平楚虞帝魂”。
做过大楚皇帝的张邦昌看到“平楚楼”时， 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于是， 避无可避的张邦昌就此自缢而死。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 张邦昌最终被写进《宋史·叛臣传》中。杜甫有句诗说“盖棺事则已”， 对于死去的张邦昌来讲， 这一“叛臣”的身份和形象， 等于也就是盖棺定论了。
关于张邦昌， 不仅《宋史》里记录的历史形象不堪， 而且民间颇为流行的《说岳全传》里的文学形象也不怎么样： 不是“张邦昌要他何用”的废物形象， 就是“喜的是忠臣， 恼的是奸臣， 将张邦昌等杀了”的奸臣形象。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张邦昌这个人， 固然说不上是什么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英雄烈士。他当皇帝并不是因为有担当精神， 后来交出皇帝的位子也不是因为他多高尚。可以说从头到尾， 他就是为了自保， 为了卸责， 为了能够让自己活下去。
要说张邦昌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那倒也不是， 比如本文开始我们就说过他老早就是议和派， 当过割地使， 甚至还劝其他人投降。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幕后答应割地议和的， 能够做决定的， 还是皇帝。张邦昌呢， 则更像是一个被推到台前的滑稽的小丑。但要说张邦昌是个叛臣， 是个奸臣， 或是个纯废物， 还真有点说不上。
另外，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 当汴京城大难来临的时候， 真正拯救了汴京城，对汴京城保护力度最大的， 还真不是徽宗、钦宗， 也不是高宗， 而是张邦昌。
说起来， 钦宗及当时的汴京城百官还都曾不同程度地亏负过张邦昌， 最臭的骂名扔给他来担， 最烂的摊子交给他来收拾。
对此， 身处外地的铁血爱国人士李纲当然可以骂张邦昌卖国， 可以苛责张邦昌僭越叛逆。但在城外得到保护的吕好问， 乃至始终逃避责任、“游而不击”的高宗赵构本人， 又比张邦昌好在哪里呢?
而随着张邦昌被贬杀的事件发生之后， 朝廷内部更是大掀追究之风， “时在围城中者， 纲皆欲深罪之”。
因拜相的李纲太过雷厉风行， 一切从严， 对张邦昌事件的定性过于严厉， 甚至认为不将张邦昌及伪楚官员全部诛杀， 南宋朝廷就“无以立国”。
这固然使得书生意气的李纲自身舒坦了， 却加剧了朝廷官员内部的争斗， 同时也让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因失去更多中间力量的支持而变得更加孤立无援， 最终导致了李纲自己被罢免。
在南宋朝廷内部围绕张邦昌等人的处置争论不休时， 另一边的金人就已经着手准备南侵。不久， 金太宗便以张邦昌被杀为由， 再一次发动了对南宋的侵略战争。
现在“叛臣”张邦昌曾经争取到的短暂和平结束了， 主和的君王赵构、主战的宰相李纲引起的新一轮的战争开始了。
而人性的幽微， 历史的复杂， 至此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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