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名新四军干部受不了委屈，醉酒之后就持枪离队，打算返回延安。谁知途中，1人被杀，1人被俘，1人逃走后成了开国中将！
这三名干部分别是特务营长叶道志，特务营参谋徐长胜、补充营长陈五和，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难言的苦衷。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支持统一战线，工农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由于编制有限，部队压缩，许多干部被降级留用。
叶道志、徐长胜和陈五和在红军中都是师级干部。叶道志早在1935年就已经担任了红30军89师师长，改编之后连降好几级，成为2支队4团副团长。
陈五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长征，在王树声的直接指挥下，一举拿下号称“插翅也难以飞过”的川陕要隘剑门关，如今却只能当个补充营长。
落差如此之大，三个人心中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特别是叶道志，他名为副团长，实则履行的是团政治委员的职责，经常需要与干部战士谈心交心。
叶道志是湖北人，而2支队4团的前身是活跃在福建一带的南方游击队，绝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福建人。那个年代还没有普通话一说，无论是谁都操着浓重的方言，因此叶道志与干部战士交流的时候，往往是大眼瞪小眼，彼此不知道对方在说着什么。
长此以往，叶道志在干部战士心中的威望急剧下降，他个人也非常苦恼，工作一筹莫展，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消极情绪，当众说了一些抱怨的话。
叶道志在副团长岗位上迟迟进入不了状态，上级一直命令，将其降职为特务营长。这下叶道志心中更加不平衡了，整天怨声载道，形成了恶性循环。
人郁闷久了，总要找一些发泄途径，叶道志与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徐长胜和陈五和关系好，经常相约一起喝酒，才发现原来大家的苦闷是一样的。
1938年7月的一天，三人喝的有些醉意，不知道谁提了一嘴：“我们的老战友，大部分都在延安，不如我们去那里？”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三人一拍即合，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一个大胆的计划随之出炉。三人在当天的后半夜，留下了一张纸条，上写“我们去延安了”，然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新四军治军极严，很快值班干部在查铺中发现了异常，将此事第一时间上报到了叶挺那里。叶挺勃然大怒，当场召集人员去追，并指示“一旦有反抗，当场击毙”。
没过多久，三人在一个树林中被追到。抓捕人员要将他们带回去，徐长胜大喊：“我们是去延安，又不是投靠国民党去，至于抓我们回去吗？”
不幸的是，这句直抒胸臆的话被理解成了“拒捕”，随着几声枪声，徐长胜倒在了血泊之中。叶道志与陈五和一看大事不好，立即卧倒、隐蔽，然后分头逃跑。
逃跑过程中叶道志崴了脚，被抓了回去。叶挺为了严明军纪，很快下令将其枪决。
新四军缺枪少弹，却接连处死了两名优秀干部，他们没有死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战场上，没有死在红军长征途中，也没有死于抗日的炮火中。
项英听闻此事后，认为叶挺做的非常不妥，两人为此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也成为两人关系不和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五和则幸运地逃过了抓捕，他化名为“陈康”，辗转多地后来到了陕北八路军129师的驻地。129师有很多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战士，见到昔日战友陈五和，大家都非常开心，纷纷帮助着为其证明身份，并向上级引荐。
得知前来投靠的陈康，就是大破剑门关的英雄，师首长喜出望外，当即予以重用。
陈五和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历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太岳军区第4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13旅旅长、第2野战军13军副军长等重要职务。
对于两名同伴叶道志与徐长胜的遭遇，陈五和非常的痛心。陈五和发誓一定要在战场上多消灭敌人，一份算自己的，另外两份算叶道志与徐长胜的，因此在各次战斗中都身先士卒，成为吓破敌胆的一员虎将。
建国后，陈五和先后任第13军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陈五和并不满足于做“和平官”“和平将”，在云南任职期间，他克服艰难险阻，连日在荒郊野外奋战，探索出了在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作战的路子和训练方法，受到军委、总部的肯定，并拍成教导片向全军推广。
1955年，在共和国的首次授衔中，陈五和被授予中将军衔。按照授衔的相关规定，参考叶道志与徐长胜的资历、战功等情况，如果两人也能够平安到达延安，估计授衔时也应该是中将，最次也是少将军衔。
2002年，陈五和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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