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决定大明王朝的生死？|元朝|大明王朝|明朝|朱元璋|朱棣

“世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抉择，每一代人都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如果目标是守成，那这个成八成是守不住的。即便你的想法只是想过好自己的一生，大概率也会在人到中年时，重新问下自己要不要再做一次抉择。”

如果你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大明生死线》的主旨，那应该是“抉择”。

抉择不等同于选择。中午吃什么、今日事要不要今日毕、晚上手机刷到几点等等，人生在世每天都在做选择，但只有能影响人生走向的选择才算得上抉择。因此，“选择远大于努力”其实更应该表述为“抉择远大于努力”。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是选了条弯路可能还没走到罗马就累死了。

1骡马皇帝

即使选对了路，也不意味付出相同努力就能得到同样的回报，毕竟有人生来就在罗马，而有人生来就是骡马。

罗马人和骡马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容错率的高低。对生为骡马的人来说，机遇可能只有一次，不容有失；而这种机遇对于生在罗马的人而言，不过是众多选项的一个。比如，高考是骡马人改变命运的独木桥，却并不是罗马人的唯一。

普通人有骡马和罗马之分，开国君主同样如此。像唐宗宋祖这种有祖荫的，就算不图谋帝位，也是人上人。而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则是骡马逆袭的先例。此后非贵族身份的刘邦创建汉朝，更是彻底打破了先秦已经运转了上千年的统治结构。

不过刘邦虽然不是贵族，但也是个相当于派出所所长的亭长，算是“体制内”的。有了这个跟宋江差不多的地头蛇身份，性格大气的刘邦就算不是生在群雄并起的乱世，和平时期也能聚拢一帮兄弟在地方上横着走。真要论出身，当过和尚要过饭的朱元璋才是最无争议的骡马皇帝。

出身只能证明朱元璋的创业比那些含着金钥匙的创业者要更难，却并不代表他就一定能够创业成功。纵观中国历史，创业失败、两世而亡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明朝这样能够建立一个延续将近300年的大一统王朝的其实是少数。

这个王朝兴起时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政权，衰亡时成就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渔猎政权。太祖朱元璋出身微末，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统北壮举；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向北设奴儿干都司将控制线延伸至日本海，向南遣郑和下西洋扬威海外。

终大明一朝276年，前期没有如汉朝那样用和亲手段换取和平；后期没有如唐朝那样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便是最后亡了国，郑成功所代表的残明也拼尽最后一口余力，将觊觎台湾的外部势力驱逐出境。

然而回顾明朝的一生，却又颇有点高开低走之势。自朱元璋和朱棣两位大帝级的创业君主之后，明朝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中兴之祖，最后时刻更是呈崩盘之势。以至于仅仅一年时间，清朝从北京打到了南京，让明朝像东晋、南宋那样搞个南明政权续命的希望彻底破灭。

创业难，守业更难。无论从哪个角度，大明王朝都是不可多得的范本。生为骡马者，可以从朱元璋的创业史中看到如何通过正确的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生在罗马者，则可以从大明后世诸帝的身上吸取教训做出一些改变。

2朱元璋的创业之路

那到底什么称得上是“抉择”呢？一言以蔽之，能让你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的就是抉择。改变本身是个中性词，选对了叫改善，选错了叫恶化。大环境岁月静好的话，选好选坏的结果差异可能还不是太大；但当挑战与机遇并存，出现重新洗牌的局面时，一个抉择的不同，就可能让两个条件相当的人，日后的发展有天壤之别。

要说具体面临抉择时，到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胜算，其实古人早就教过我们的：看这个抉择是否合了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从这三点出发做了许多正确的抉择，最为知名和关键的当属“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剖析过后你会发现，这三条战略正是分别服务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

在争夺天下的问题上，天时对应的是这皇帝当的是否合法合理、攻击对手是否师出有名，用现代语言概括，就是“是不是政治正确”。三国里的曹操，他本人虽然没有做天子的资格，却可以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将天下官民对于汉朝的法统的认可转移到自己身上，而贸然称帝，最终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的袁术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当天时还不在自己身上时，就在等待的同时苦练内功。曹操虽然为了等待天时到死都没有称帝，但等到曹丕继位时，各级官员几乎全部出自魏王府，已经与曹魏利益深度捆绑，这时属于曹魏的天时也就到了。

朱元璋起事时，元朝的统治正因为异族出身而被质疑，因此反元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只不过当时参与天下争夺的不光只有朱元璋这一股势力，在大家谁也不比谁政治更正确的情况下，先称帝者反而会陷入被枪打出头鸟的困境中。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这两个主要对手，并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发起北伐后，方称帝建立明朝。这个时候正可谓顺天应时、水到渠成。

“高筑墙”对应的则是地利。对于一个政权来说，都城的选择是最需要考虑地利因素的。当初项羽之所以败于刘邦，一个重要原因是项羽一心想着衣锦还乡，把自己的都城定在了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徐州这个地方虽然在东部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却不具备争夺天下的地利。反观刘邦之所以能够成事，正因为抢占了关中这块之前成就了周秦两代的风水宝地。

朱元璋抢占的集庆路（现在的南京城），则是整个南方地区最有资格充当首都的地方。背靠富庶的江南之地，又有长江天险护体，还可以透过水路连通中上游的两湖之地和四川地区。历史上除了被吓破胆的南宋把都城放在了杭州以外，南京一直都是统治整个南方地区的不二选择。用“高筑墙”的办法守住这块风水宝地，地利上便胜了竞争对手们一筹。

“广积粮”服务的则是人和要素。虽然大家都热衷于从权谋、德政等角度去讨论收服民心的问题，但人心能不能稳，核心还是有没有饭吃。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会不会玩弄权谋，决定不了寿命长短，但人没有饭吃，七天就会饿死。

纵观历史上那些战争，粮食问题往往决定了最后的战争结果。曹操之所以能打赢官渡之战，关键在于用一场偷袭战烧掉了袁绍的军粮；诸葛亮屡次北伐失败，归根结底都是粮草不济。战争如此，民心也是如此。老百姓造反，直接原因就是没饭吃。在当时那个乱世，朱元璋只要能保证军队和百姓有饭吃，那就能占据人和优势，能打赢持久战。

如果你读完这本《大明生死线》，你会发现从元朝到明朝，再到清朝，主政者们的种种重大抉择，都在试图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或至少其中某一项。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发布“七大恨”檄文，为的是让自己的做法不被定性为逆天；袁崇焕在山海之间修筑关宁锦防线，想着的靠地利帮大明续命；明清双方不约而同的争取“辽人”为己用，更是因为知道这份人和足以影响战局的走向。

3朱棣的二次创业

如果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直被视为朱元璋创业时的成功之作，那朱元璋的另一项抉择——分封藩王，争议就有点大了。历史上因为分封藩王导致内乱的案例比比皆是，典型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

朱元璋一死，大明就陷入了藩王之乱，朱棣起兵靖难夺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很多人不明白，朱元璋为什么非得这么做。然而你要是真站在朱元璋的角度看，这个藩王又是非分封不可。不光得分封还得就藩掌兵。这个抉择反映出来的是另一个真理——很多抉择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分封藩王这事，朱元璋的仿效对象显然是刘邦。在刘邦看来，秦国的灭亡很大程度是因为过度中央集权，不愿意像周朝那样把宗亲分封到各地，以至于赵高可以从容地将咸阳城内的秦始皇的子孙一网打尽。为此，刘邦不仅让功臣们立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更让刘氏诸王的封地变成了国中之国。

比起刘邦，朱元璋的开局更差。刘邦建立汉朝后，除了儿子还分封了12个兄弟子侄做诸侯王，一起守护刘氏江山。朱元璋倒是有三个哥哥，但因为家里太穷，他们没一个活到朱元璋起事的时候，几个侄子也都早夭，大哥的儿子朱文在跟陈友谅的决战中立了大功，却也没有活到朱元璋称帝。

对于帝王来说，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朱元璋能不能靠着自己开枝散叶，不光事关老朱家的香火传承，更关乎大明的国运。好在朱元璋在这方面还算争气，40年时间里生了26个儿子，立国之后有24个活着的儿子被封为藩王。

对于没有贵族背景的帝王来说，开枝散叶才能保证江山不变色，才是最大的“人和”。回头看晋朝，即便因为内斗失了北方，却也因为生得多、封得多，最后还有个司马睿在南京重建东晋；南宋得以建立，也是因为赵构在金兵南下之前，被外放出去招兵买马，成为唯一幸免于难的近支宗室。朱棣和朱允炆的叔侄之争，固然是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却也好过自己死后让那些功臣夺了朱明的天下，让刚刚安定的百姓再经历一次王朝更迭。

靖难之役不仅改变了皇位的归属，更改变了明朝的地缘格局，让朱棣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二次创业者。这一重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便是迁都。

明朝在建立之后，一直面临一个极大的地利问题：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城，作为南方政权的都城很合适；但作为大一统的首都，却无法对北方威胁做出及时反应。因此早在朱元璋执政时期，就在谋划首都北迁的问题。洛阳和长安这两座汉唐故都是朱元璋的心仪对象，但朱棣上台之后，还是选择了自己就藩的北平作为大明帝国的首都，北平也从此变成了北京。

如果遵循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两都的模式，那明朝就会走汉唐之路；以北京为首都后，明朝复刻的其实就是元朝的版图了。如果你去比较元朝后期和朱棣统治时期的明朝版图，你就会发现在明朝加上仍在北元控制下的蒙古高原，便是元朝的版图。倘若五次亲征北元的朱棣能够真的完成一统蒙古草原的夙愿，那北京城就不再是后人看到的“天子守国门”的位置，而是妥妥的天下中心。

至于到底是长安、洛阳更适合当大明的首都，还是北京更适合，还真不好说。世易时移，中国的地缘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唐朝之后，北京就成了胡虏们南下统治中原的跳板。

最先这样做的是崛起于东北草原的辽朝。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契丹人在燕山南北设立了“五京”，其中山西北部的大同是西京，后来的北京城则是南京。虽然还不是首都，但北京之于河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等到同样发端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建立金国，并且攻灭辽国、北宋，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渔猎政权，北京城终于以“中都”之名变成了一个王朝的首都。再往后，当元朝再次将分裂了300多年的中国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时，这座辽国的南京、金国的中都，终于能够以“大都”之名，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

三个成功越过长城建立政权的异族，都选择了北京城作为他们进一步控制中原的跳板。光从这点来说，明朝要想北境安宁，至少也得给北京城一个副都的地位。

都城可以有几个，首都却只能有一个，同时对于一个帝国来说，首都在哪资源又必然往哪里倾斜。于是你会看到不光是明朝，前面那几个以北京城为都的王朝，都没有向西域扩张，反而是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更强大的统治力。

另一个让朱棣定都北京的原因在于北京离海更近。虽然忽必烈尝试挖掘了连通大都城与江南的大运河，但运河却经常因为权贵的不守规矩堵塞，因此元朝更多依靠海路向大都运输来自南方的粮食。宋朝发达的海上贸易，让元朝有了这样做的基础。

明朝虽然依靠严格的管理，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但前朝留下的海上遗产自然也不能放过。于是你会看到朱元璋得意地向朝鲜高丽国王宣称“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胡涉海艰辛，兵行委曲”，明军则“水陆通征，骑射舟师诸将岂比汉唐之为”。朱棣更是开启了史诗级的郑和下西洋。

怎么选择都存在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无论这个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择优而取，放弃一个方向，就必须放弃相对应的收益。

继承者们的教训

不管怎么评价朱元璋和朱棣的取舍，有一点都是肯定的，那就是明朝是在这两位创业帝王的合力经营下塑造成型的。这个创业过程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帮助大明渡过了最初的危险期。一些短命王朝两世而亡，说到底就是没能渡过这个危险期，典型代表如秦朝、西晋、隋朝。

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两世便是六十年。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最初的5、60年总是最危险的。一方面是百废待兴，有许多前朝和创业初期累积的矛盾需要消化掉；另一方面则是要等到几乎所有国民都出生在这个新王朝，天下归属才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国民才会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就是这个王朝的国民。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朱棣则是在公元1424年逝于北伐的归途上。这两代帝王将近60年的塑造，才让大明江山形成稳定的运营机制，原本的骡马出身才会被遗忘。

可惜，大明在创业时有多么精彩，守业时就有多么的平庸，在度过危险期之后，再未能出现过一个大帝级的人物。

危险期也是积累期，前60年的积累并不是为了后代去守成，而是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西汉为例，这个开国时穷到连给皇帝凑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做不到的王朝，在立国60年后，却已经有了足够的本钱让汉武帝开启反击匈奴的战争。

唐朝在开国后的危险期，同样面临过二次创业的问题，甚至差点因为二次创业者是武则天而险些江山变色。但好在出了李隆基这个真正的中兴之主，使得唐朝虽然在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开放进取的强盛王朝。再看清朝，无论我们怎样去评论乾隆的好大喜功，这个在清军入关后第82年登上帝位的皇帝，都让中国的版图达到了历史最大。

反观明朝的继承者们，总体都只能用平庸来形容。比如虽有勇气率军北伐，但却用一场土木堡之变的惨败，让明朝走向守成之路的明英宗朱祁镇；比如被《明史》评价为“中材之主”的嘉靖帝，执政四十五年，内部矛盾仅是暂缓，对外更是愈发保守。一方面在北方修建与北纬42度生死线和秦汉长城相距甚远的明长城，完全放弃西域与河套地区；另一方面又执行更加严格的海禁，让明朝拒绝已经来临的大航海时代。

又比如用生命践行“君王死社稷”理念的崇祯，虽然做法悲壮可叹，但如果能抛开个人荣辱，彼时的大明却并非无路可走。毕竟就连开局和基础远不如大明的晋、宋两朝，都还有东晋、南宋续命百年。虽然这种做法或许会让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裂状态，但只要明朝最后没有那么快崩盘，至少清朝的剃发令是推行不下去的。

终明一朝，遗憾又何止于最后时刻。努尔哈赤起兵时发布了一个“七大恨”檄文，历数明朝是如何对不起他的家族。看过这本书你会发现，明朝的继承者们又何尝没有给大明留下七个遗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