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园工，注意到在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着一个正在抽纸烟的先生。开始，这个园工并未太在意。直到后来，他发现这个人抽完烟后，竟然纵身投湖！

园工赶快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时间。当跳湖者被救出时，内衣还未湿透。昆明湖水深不过两尺，但湖底全是淤泥，跳湖者自沉时头先入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将其捞出的园工又不懂急救，仓促间、跳湖者气绝身亡。

与此同时，颐和园门外，还有个等候的车夫。之前，是这个车夫把投湖者拉来的，并且被嘱咐在园门口等候。车夫在园外静等到午后三点多，仍不见人出园，就去颐和园的门房打听，于是、得知了自己拉过来的那位拖着辫子的先生原来已经投湖自尽！

这个车夫拉的是清华学校的第35号洋车，被他拉到颐和园的这个拖辫子的先生叫王国维。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12月3日，是近代著名学者、大学问家。近四百年以来，但就国学而言，如去认为，能够达到王先生成就的，屈指可数。

王先生从事文史哲研究数十载，是中国近代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与考古相结合的开创者，被近代“文史巨匠”郭沫若称为“新史学的开山”。

在学术界，王先生一人享有“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等诸多称誉。但就这样的一个“文化巨人”投湖自尽了。法警验尸时，从王先生衣袋中找到一封遗书；纸面虽已湿透，但字迹完好无损，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短短数言，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有人说，王先生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和其个性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代大学者，王先生平生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但是，王先生的为人却极具个性、不为人拘。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他给大家的印象一直是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

最显著的是，王先生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条不合时宜的辫子，是王先生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留起来的。有人解读说，王先生的这边辫子是为了表明自己忠君；但如去认为不然。因为那个时候，末代皇帝溥仪的辫子都剪了。如去的解读是，王先生留下来的这条辫子，是想以此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或留恋。

之所以有人解读为忠君，其实也事出有因。1923年4月，溥仪计划选海内硕学之士。经人推荐，王先生到北京充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行走”就可以进出南书房的意思，南书房是皇帝读书的地方，翰林被派到南书房中去陪皇帝读书消遣的，称"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

按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先生以布衣出身，仅凭学识、被选中到南书房工作，可谓非常罕有。尤其是，到1924年1月，溥仪又降旨：“著(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

王先生说，满清一朝，能够以布衣身份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除了朱彝尊，就只有自己。朱彝尊与纳兰容若、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王国维先生也是诗词大家。对王先生的诗词，胡适曾给予过这样的评价：“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对溥仪给予自己的这种“异遇”，王先生非常感动。说王先生忠君的，起因应该是在这里。事实上，王先生对于溥仪也确实非常忠诚。1924年11月，北京政变，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两旁兵士持刀荷弹而立，王先生一直随侍其左右，不曾稍离。事后，更是终日忧愤不已，好几次想跳神武门御河自杀，因家人监视而未果。

1924年秋，清华打算创办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想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办法操作，跑去和胡适商议。胡适说美国研究院制度不适合中国，而宋元书院制度倒是可以参照，还说自己“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建议曹校长“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梁任公就是梁启超，而王静安就是王国维。众做周知，胡适提倡新文化。但他本人对王先生这个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却很尊敬。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考察上海后、说：“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当时，胡适写信给王国维，并附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约。王国维回信说要一个星期时间考虑。其实，他的担心就是：害怕自己进清华以后，就不能时常去天津溥仪处。

胡适回信加以解释，说进入清华后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但王国维依然没有答允。胡适不肯罢休，走了个曲线政策，请溥仪代为劝说。溥仪就把王国维招至日本使馆，用谕旨的方式命王国维接受清华研究院的聘请。这样，王国维才不得不从命。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一臣不事二主”，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

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经济并不宽裕的王国维收下这笔钱。

以上诸事，足以说明王先生的忠厚笃实。“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曾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这样说王先生：“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对这个“火腿一般”的忠厚学者，现在的人了解更多的是他所著《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这就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对于王先生说的三种境界，如去曾尝试解读。

  •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这句出自北宋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看到了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王先生用此句表达：做学问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句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王先生在这里别具匠心，把“伊”字的内涵改为做学问者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以此两句来表述成大学问，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最后四句。王先生在这里仍然是借词喻事，表达做学问者的最终最高境界，就是以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等功夫下足了以后，自然就可以豁然贯通，有所发现、发明，就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事实上，王先生的“三重境界”不仅可以用来解析做学问的过程，也可以用来解读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诸多世事。当一个人真正洞悉了人生，就会发现：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笑到最后”、喜获丰收。

大多世人都可以做到第二境界，但要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而成功者果敢坚忍、不屈不挠，所以才可能造就不平凡的成就。

王先生的“三种境界”，曾经启发过无数人。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没有坚持到最后的成功过，他便不会真正明白这三重境界的内涵。

写到这里，如去忽然有了新的领悟，这三种境界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描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于是，如去便理解了：当时，王先生的死讯传到清华园时，园里一片悲恸；吴宓、陈寅恪、梅贻琦、梁漱溟等人主动为其送行。

那一刻的王国维，还是大家心目中的王国维，仍然还在“灯火阑珊处”。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他人都鞠躬时，陈寅恪先生却行了跪拜礼。这个被称为“学人中的学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先生，从他跪下的那一刹起，吴宓先生和研究院的同学们纷纷仿效、跪叩行礼。

吴宓（一说为李济）、陈寅恪当时和赵元任、梁启超并称，加上王先生，当时人称“清华五大导师”。当然，他们也都不是完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因为王先生、陈先生、吴先生这样的人，才得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如去向天堂中的国学大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