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许世友刚刚被选为中央军委常委，心中有些感慨，便决定去拜访昔日的老战友耿飚。两人久未见面，许世友见到耿飚时，意味深长地问道：“耿秘书长，如果当初你还留在部队的话，军衔会授给你什么呢？”

这句话让耿飚回忆起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年过七旬的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怀念和柔情，眼神中充满了对过去岁月的依恋。耿飚曾在华北军区工作，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政府急需外交人才，他被调到外交部工作。1955年，正是因为他已经不在军队岗位，错过了授衔的机会。

许世友盯着他，心中想着耿飚的回答会是什么，忽然，耿飚嘴角一挑，笑着说道：“别的不敢讲，但肯定在你前面。”这句话一出，许世友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指着他开玩笑道：“老耿啊，老耿，几十年过去了，你骨子里还是这么不服输。”

那时，许世友已是开国上将，作为曾经的战友，耿飚为何会觉得自己若授衔，可能会排在许世友之前呢？这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1949年冬，北京大街小巷银装素裹，开国大典后的两个月，周恩来肩负的工作日益繁重，特别是外交事务压力山大。在忙碌之中，他提出了建立外交班子的建议，而毛主席也同意了这个提议。“我们的外交要与过去的屈辱外交决裂，要建立一支新队伍。”毛主席的语气中充满坚定。

周恩来随后提出：“外交干部应从原中央的外事组、地下工作者中挑选，而驻外大使则应从军队高级干部中选出。”这一建议得到毛主席的认可。周恩来认为，军队中的将领历经战斗，经验丰富，思想坚定，正是外交工作的理想人选。

1950年初，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耿飚正在担任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此时他接到命令：立即赴京，报到外交部。尽管耿飚不舍得离开军队，20多年的军旅生活让他心情复杂，但他知道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亟需人才。最终，他毅然告别了战友，踏上了新的征程。

来到北京后，耿飚第一时间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见到他时，显得有些意外，“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到的。”周恩来示意他坐下后，关心地问道：“对这次调动有什么看法？”耿飚坦诚地说道：“周总理，我没有外交经验，怕干不好，但我会全力以赴，服从组织安排。”

几天后，10位军队将领相继抵京，周恩来安排了一堂外交礼仪课。在课上，正巧有苏联大使前来中南海呈递国书，周恩来让耿飚等人现场观摩这一重要的外交礼仪。耿飚全神贯注地观察，甚至暗自模仿苏联大使的一举一动，感受这一与战争完全不同的场合。

当仪式结束，周恩来引导大家回到大厅，告诉他们毛主席知道他们在场，并希望与他们见面。耿飚心中激动无比，已经6年多没有见到毛主席了。站在一旁，他和战友们保持着笔直的姿势，等待毛主席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走到他们面前，笑着向耿飚说道：“老乡，来了！”那一刻，耿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迅速伸出手与毛主席握手，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毛主席简短地与大家寒暄后，认真地对他们说道：“新中国刚刚成立，各行各业急需干部，外交工作尤为重要，我们决定从军队挑选一批干部来担任。”耿飚感受到肩上责任的沉重，但也明白，国家的未来需要他们这批有经验的军人。

不久后，耿飚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负责中瑞两国的外交工作。然而，1955年实施的军衔制政策规定，调任到地方或政府工作的原部队将领将不再授予军衔。耿飚虽然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却错过了这个荣誉。

1978年底，耿飚接到回国的命令，心中既激动又复杂。在外交生涯中，他曾先后驻瑞典、丹麦、芬兰和巴基斯坦，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即将返回祖国，负责更加重要的职务时，他却接到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去世了。

尽管心情沉重，耿飚依然坚强地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回到北京后，中央军委决定改任他为新一任的中央军委秘书长。这一变动让他重返了曾经的部队工作岗位，担任起了军委秘书长这一重要职务。那天，当他穿上新军装，站在镜子前时，久久不愿离去，眼中泛起了泪光。

妻子赵兰香看到后，急忙想帮他把军装脱下来，但耿飚却轻轻拦住她，笑着说道：“这衣服得洗了才行，但我等不及了，穿着它真好看。”

不久，许世友也被选举为中央军委委员，来北京工作。两位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再次重聚，回忆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一次聚会中，许世友突然问道：“如果1955年能给你授个军衔，你觉得应该是什么？”耿飚笑而不语，毕竟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

然而，许世友却不放弃，继续追问。最终，耿飚脑中一转，开玩笑地说道：“别的我不敢说，但肯定是在你之前。”两人对视一笑，感叹着彼此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担任第三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而耿飚则是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虽然军衔上，耿飚的职位远不及许世友，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和无言的默契，却远胜于任何名衔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