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象牙塔，两出罗生门。当武汉大学图书馆风波撞上清华腚姐事件，中国高校在处理性骚扰争议时的混乱与困境暴露无遗。
2023年10月，武汉大学女生杨某某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图书馆遭男生肖某某“性骚扰”。她拍下视频对峙，对方写下道歉信。校方火速介入，以“存在不雅行为”为由对肖某某作出记过处分。
然而真相在2025年7月大白——法院一审宣判，肖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其动作存在“抓痒的高度可能”。此时，这个被网暴至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多次自杀未遂的男生，人生早已天翻地覆。
时间回调到2020年，清华“腚姐”事件同样轰动全网。一女生怀疑学弟摸自己臀部，查看监控后方知是误会——学弟背包无意擦过。她在朋友圈公开道歉，但学弟早已遭遇社会性死亡的威胁。
两起事件，一样残酷。高校在性骚扰争议中该如何担当公正的裁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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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火速处分，高校的“危机公关”与学生的终身之痛
武大事件中，校方在接到投诉后迅速对肖某某作出记过处分。这份处分通报至今仍挂在武大官网，点击量超12万次。
舆情汹涌时的火速处分，成了高校紧急“灭火”的标准操作。肖某某母亲披露，校方曾私下承认处分是“舆情降温的应急措施”，且明知“可排除性骚扰”仍仓促处罚。
这种“宁错杀不放过”的处理方式，带来的是毁灭性后果。肖某某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杀倾向高达80%；其爷爷因不堪网暴刺激去世，外公成植物人，家庭几近破碎。
02 程序缺失，高校治理的制度之殇
两起事件暴露了高校处理性骚扰争议的程序性缺陷和法律依据缺失。
武汉大学在法院判决不构成性骚扰后，仍未立即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这种 “处分易，纠错难” 的困境，凸显了高校治理的制度性短板。
法律界人士一针见血：校方拒不纠错涉嫌践踏程序正义，暴露高校“处罚易而纠错难”的制度缺陷。
相比之下，国际顶尖高校大多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防治体系。美国高校专门设有处理性骚扰的部门，如“第九条”办公室，负责接收和主导骚扰案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学生提供匿名举报、秘密举报和向警察报告三种申诉方式。香港中文大学则设有由教授负责的反性骚扰委员会，一旦接到投诉，两名不同性别的小组成员将组成调查小组，其中可能还包括一名学生代表协助调查。
03 舆论审判，网络时代的“道德绞刑架”
在这两起事件中，舆论都扮演了“法官”的角色，在事实未明之前就进行了审判。
武大事件中，杨某某败诉后仍在社交平台发文炫耀“保研香港浸会大学”“通过法考”，并威胁持续向肖某某目标院校投递“证据材料”阻挠其学业。
这种“我受害故我有理”的逻辑，在当今网络中颇有市场。复旦教授严锋警示：“公共空间无实质证据却不依不饶毁人身心，是越界行为。常识要求既尊重自己，也把别人当人。”
04 借鉴国际，构建高校性骚扰防治体系
武大事件和清华腚姐案暴露的问题，并非无解。国际高校已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
明确的定义是防治性骚扰的第一步。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将性骚扰定义为“对学生施以不受欢迎的性侵犯和本质与性相关的言行”。
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甚至要求教职人员和学生完成性骚扰知识培训。预防优于处理，这是国际高校的共同理念。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保密性和保护受害者至关重要。伯克利分校设有“关爱中心”和大学健康服务中心等具有保密义务的机构。
05 法治精神，高校应有的担当与风骨
高校在处理性骚扰争议时，最缺乏的往往是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
武汉大学在法院判决后发布通报称：“学校充分尊重司法判决结果，全力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但尊重判决不能止于言说，更应见于行动。
清华大学纪委、监察专员办推动构建学校“大监督”工作格局，会同校内巡视、审计、财务等部门完善信息沟通、会商研判、线索移送等机制。这种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机制，值得所有高校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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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不再是象牙塔。2025年，清华已有2人因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被采取留置措施。高校治理现代化迫在眉睫。
武大事件中，超过3000名武大校友联名施压校方，威胁“冻结捐赠直至问题解决”。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政治。
两起事件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高校在性骚扰争议处理中的制度缺失和程序漏洞。但也照见了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程序正义，拒绝简单的舆论审判。
武汉大学已组建工作专班，正在对肖某某纪律处分等进行全面调查复核。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下一次性骚扰争议发生时，高校能否交出更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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