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1982年12月,我转业到某高校招生办工作。而自1983年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期,每年暑假,我都负责着学校到外地招生的任务。

大约是1990年前后,我到青海招生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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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到青海招生,与我同行的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位比我年长五岁的女老师(姓张,教英语)。由于当年我们学校在青海招收的学生不多,所以当学生的档案拿到手后,我都逐一反复查读,力求不出问题。

就在这为数不多的档案里,我发现一个名叫张小秋的女孩子的档案有一点问题:她虽然成绩不错,但年龄要比当年正常招收的学生的学龄大3岁(她21岁)。而且在仔细查看她的档案后我发现,她在初中毕业后,有三年没有上学,这才导致她比别的学生大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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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小问题,那三年她干什么了?如果是因病休学,到底是什么病;如果是辍学,又是什么原因。在没弄清楚事情之前,我们不敢招收这个学生。于是我就跟张老师找到了青海省招办的负责人员,提出想要见见这个孩子,当面问清楚原因(我看档案时,发现这孩子的家就在西宁郊区的农村,离这里并不远)。

招办不敢怠慢,听了我们的请求后,马上就组织人员去找。那时候的通讯远远没有现在发达,更何况是在边远的青海。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我们对省招办的人说,只给4个小时时间,要是4个小时内这个女孩没来,我们就退档(这样说,也是为了给招办一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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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孩子。她体格健壮,皮肤黝黑,脸上还有两块高原红,给人一种身体很健康的印象。但在她旁边,我们却看到了一位黑瘦矮小的中年男人,用双拐架着身子,那是她的父亲,脸上透着一股倔强的神情。在他身上,我感觉到了一种在艰难中锻造出的坚毅,和在弱势中沉淀出的刚强。

在一番交谈后,情况终于弄明白了:小秋母亲因病很早就去世了,她们姐弟三人是在父亲的拉扯上长大的。但在小秋初中毕业时,他父亲意外被拖拉机撞残,下身几乎瘫痪。而小秋是老大,无奈只能休学在家照顾父亲,而这一照顾,就是三年。等三年后她父亲身体好一些,能站起来了,她就恢复了学习。

听完这些话,我很难过,但我又很释然——因为这不仅是个没问题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好孩子,我们当然要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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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当我们告诉了小秋她被录取的喜讯,然后要和他们告别时,小秋犹豫一下说,“老师,你们工作什么时候结束?”我说,“差不多后天。”这时他父亲脸上露出了笑意,说了句什么(青海话),我听不懂。小秋说,“我爸爸说,想请你跟张老师去家里吃饭。”听完小秋的话后,我连连拒绝,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之后小秋跟她父亲也就走了。但等两天后,我们把任务完成,刚出招生大楼时,竟看见小秋正在招生大楼的门口等着。

这时,与我们学校专业对口的一家企业,已经派车来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小秋站在旁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见这孩子,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怜惜,于是我就让她一起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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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企业招待所后,她又说出了她的请求。同来的张老师还有点犹豫,但我却破例答应了,因为我想去她家看看。小秋激动的说,招待所离她家不远。在约好了晚上见后,她就告辞了。

等到傍晚时分,一个头发蓬乱的小男孩来招待所接我们了,问清之后,原来是小秋的弟弟。在小秋弟弟的带领下,我们就这样步行出发了。等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发现,那是一个完全用土坯建成的村子,一眼望去,全是黄乎乎的。在村里不断地穿梭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由土坯垒起的院子,低矮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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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天已擦黑,一间屋里仅有一盏暗暗的电灯。我刚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小桌上已经摆好了饭——只有两碗面条,面里有几片白生生的肉。这时小秋的父亲在旁边站着,显得很热情,但说的话,我仍然听不懂。

见状,小秋就笑着说,“我爸爸是说,请你们别客气,快坐下吃。”这位刚满21岁的女孩,在我们面前,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安,也没有丝毫因为在常人看来太过菲薄的晚餐而惶惑。我立刻就懂了这是为什么——她大概从小到现在,家里就没有请过客,也不知道什么叫“请客”。她只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之后,小秋热情的招呼着我们,我也吃了这碗放了不少猪油和辣子的宽面条。吃完之后,我喉头发哽,心里更是翻腾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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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不是刚出锅的,温中带凉,那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小桌边是已经熄了火的灶台和柴锅。这是我招生十几年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宴请”。我不为小秋的“无知”难过,她生活的路还长,她还小,有改变的机会。

我是在为这位残疾的同龄兄弟难过,以他的年纪,恐怕不会不懂什么是“请客”,只是他没有能力去摆一桌像样的酒饭,他是在用他仅剩的一点力气,想把女儿托出那个苦窝。

之后我们便告辞了,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我的心里感慨万千。等开学迎新时,我仍然惦记着小秋,于是便跟爱人一起去接她,一起把她接到了分配好的宿舍。那时大学还没实行统一发被褥,我爱人发现,小秋只有被子,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于是我们便把她带到了家里,爱人给她剪了头,让她洗了澡,然后我又给她们系里的负责领导打了电话,说明了她的情况。之后,我爱人又从女儿的床下扯出一条褥子,找出几件外衣和衬衣。从此,我隔一段时间就把她叫到家里来吃饭,给她拿点日用品。

小秋是个很能吃苦的孩子,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她本科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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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左右,她在北京成了家,她爱人是陕西人,大个子,长得白净、精神,比小秋小一岁。结婚后,他俩还专门来看我们。在饭桌上,那位小伙子当着我们老两口的面说:娶了小秋,他很幸福。

2005年前后,小秋抱着儿子去到我家,她依旧朴实,口音未变。我问她她的父亲身体怎么样,她说爸爸身体越来越好,家里的情况也好多了,大弟弟中专毕业已经工作,并已结婚。

听完小秋的话,我又想起了那位拄着拐,矮小而又倔强的西北汉子,心里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