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北，马场町刑场突然传来一声枪响。33岁的聂曦倒在地上，鲜血很快漫过他的衣角，他的手还紧紧攥着半张照片——上面是孩子的笑脸。照片背后，妻子高秀美写的“等团聚”三个字，成了他到死都揣在心里的念想。可没人知道，这三个字，是妻子含着泪、忍着痛，用最“假”的方式，藏着最真的爱。
聂曦在国防部机要处工作，办公室的灯几乎天天亮到后半夜。每次忙完签最后一份文件，他都爱开着收音机听会儿歌，可那天《夜上海》刚唱到一半就断了，只剩“滋滋”的电流声，他赶紧关掉机器，手指凉得发僵。窗外的雨下得黏糊糊的，像福州老家梅雨季晒不干的衣服，压得人心里发沉。
那段时间，妻子高秀美总说要“加班”。有天晚上，聂曦下班路过巷口，远远看见一辆美国军官的吉普车停在那儿，车灯亮得晃眼。接着，他就看见妻子笑着从车上下来，还接了军官递的红玫瑰，裙子被风吹起来，那一幕落在聂曦眼里，比刀子扎心还疼。
后来同事家的小孩问他：“聂叔叔，怎么总不见阿姨呀？”聂曦强装没事，说：“阿姨忙，老加班，家里常没人。”可话说完，嗓子就像被堵住似的——他没看见，妻子转身就把那束玫瑰扔进了垃圾桶，花瓣沾了泥，就像她心里碎成小块的指望。她多希望丈夫能问一句“累不累”，而不是每次见面，都只有一个沉默的背影。
高秀美曾写过一封信，纸上全是泪痕，可这封信终究没送到聂曦手上。信里她写：“我故意让那军官送我，故意把你给我的玉镯摔了，故意说孩子不想你……我就想逼你急一次，逼你把文件一扔，跟我说‘走，咱们回福州’！”她写得太用力，墨迹都透了纸背，像心口在往外流血。
那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下，活得就像被线牵着的木偶。聂曦有时候深夜回家，看见高秀美在沙发上“睡着”，习惯性想给她披件毯子，可手刚伸过去，就看见她的眼睫毛在偷偷抖——她根本没睡着。他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点了根烟，烟灰缸旁边堆着好多没拆的东西：有女儿喜欢的蝴蝶发卡，有妻子念叨好几天的苏州绸缎。这些都是他悄悄买的，可他不敢拿出来，只能锁进抽屉，连钥匙都扔进了大海。
乱世里，真心哪能直接说出口？高秀美只能把爱裹在“刺”里，用最伤人的话、最过分的事，去戳丈夫的心——她以为这样，就能把他从危险里拉出来。
有天，一个叫黎晴的女人走进聂曦的办公室，身上的香水味特别浓。当时聂曦正在烧舟山的布防图，黎晴说：“次长让我送杯咖啡过来。”她把杯子往聂曦面前推，指尖轻轻碰了下他的手背，杯底还压着张字条，写着“赵科长在查你老婆”。
周围人都猜，这肯定是个陷阱——说不定是谷正文设的套，也可能是吴石在试探，还可能是黎晴想表忠心。可没人看见，聂曦烧字条的时候，火光映亮了他眼里的泪。因为字条背面，有个用口红画的小蝴蝶——那是他们女儿的小名，只有他和高秀美知道。
原来这最让人难受的局，根本不是敌人之间的斗，而是相爱的人把彼此当成了“保护盾”。高秀美用“出轨”当幌子，想护住聂曦；聂曦用“冷漠”当掩护，想藏起对妻子的牵挂。可这“保护”是对着自己的，每一下都疼得流血。
1950年6月10日，聂曦被押去刑场。记者的镜头对着他染血的衣服，他却突然笑了，眼睛望着远处的天边——那里好像有艘船，正往福州开，船上该有他的妻子和女儿。
差不多同一时间，高秀美在基隆码头，把手里的通行证撕得粉碎，纸片被海风卷进海里。后来她收到聂曦的遗物，里面有半块烧焦的怀表，表盖里面贴着女儿周岁的照片，背面还刻着字：“等我回家”。
直到这时，高秀美才明白——聂曦早就知道了。他知道那束玫瑰是假的，知道妻子的“暧昧”是装的，连那些说要“分开”的眼泪，他都懂是爱的信号。可他不能说，就像他抽屉里那封没写完的信，只写了一句：“阿美，等台湾解放了，我天天去接你下班。”
聂曦倒下的时候，台北的电影院正在放《乱世佳人》，白瑞德对斯嘉丽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可对聂曦和高秀美来说，他们的“明天”永远停在了那天——一半在基隆港的风里，一半在福州老宅的樟木箱里。
老辈人常说“乱世里的人，身不由己”，聂曦是英雄，可英雄也有软处。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比子弹还伤人，比信仰还沉。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档案解了密，这段历史也慢慢被人记得，可马场町的月光下，那对夫妻用“狠话”藏住的深情，还是让人心里发疼。
就像有人说的：“越是沉默的坚守，越藏着没说出口的‘我爱你’。”这对夫妻的故事，不是什么传奇，就是乱世里最真的情——它提醒我们，现在太平日子里的相守，是当年他们拼了命都盼不来的福分，得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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