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4号大半夜，一份绝密名单递到了毛人凤的案头。
名单上黑压压写着36个人的名字，这位保密局局长连眼皮都没抬，既没核对审讯记录，也没走法律程序，提起笔大笔一挥就四个字：“一律枪决。”
按理说，这36条命算是彻底交代了。
可谁能想到，等后来收尸人把成都十二桥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土坑挖开时，数来数去只有32具尸体。
原本排在名单第33号的那个死刑犯，居然在特务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
这真不是什么神剧剧本，这是一场发生在黎明前夜，用黄金和人性做筹码的生死赌局。
那个逃脱鬼门关的人叫朱君友。
在当年的成都，提他的名字可能不好使，但要提“朱半城”，那连路边要饭的都知道。
家里有钱到什么程度？
老百姓说半个成都都是他家的产业。
这少爷本来拿着顶级富二代的剧本，家里吃饭用官窑，出门坐小轿车，没事吟诗作画多好。
可他偏不，非要走那条最容易掉脑袋的路。
从1938年接触进步思想开始，这位阔少爷就变了。
他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偷出来变卖，甚至把两枚订婚戒指都塞给了联络工作的民盟同志。
他在哥哥开的铺子里设地下交通站，天天守着收音机记延安的广播。
这哪里是败家子，分明是拿全副身家在赌一个新中国。
既然走了这条路，那就得付代价。
1949年11月，就在成都快解放的前几天，特务把他抓了。
那帮人对他用了“鸭儿浮水”的酷刑——把人反手吊在窗框上，脚尖点地，一吊就是好几天。
那个一米八的大个子，被折磨的完全没人样了，但嘴是真硬，特务档案里就给了四个字评价：“态度顽固”。
这时候毛人凤那道“一律枪决”的命令一下，朱君友的一只脚，其实已经伸进鬼门关了。
就在枪毙前一天，也就是12月6号，事情居然反转了。
不是因为运气好，是因为“钞能力”加上家族势力。
朱家老爷子朱茂先虽然气儿子瞎折腾，但毕竟是亲骨肉。
媳妇杨汇川哭着求到了在国民党行辕当官的哥哥杨夷甫那里，直接拍出了最后的筹码——十根大黄鱼（金条）。
在那个政权崩塌的前夜，信仰或许不值钱，但黄金永远是硬通货。
这笔交易很简单：当官的要钱跑路，朱家要人保命。
杨夷甫上下打点，买通了特委会的话事人徐季达，甚至连押送的特务都安排明白了。
12月6号深夜，铁门开了。
特务喊到了朱君友的名字。
那一刻，朱君友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场营救，以为大限到了。
路过战友杨伯恺牢房时，两人隔着栅栏对视了一眼，那真就是生离死别。
上了囚车，朱君友都做好赴死准备了，结果车开到半路停了。
押送的特务把绳子悄悄一解，给他使了个眼色。
朱君友当时脑子都空了一秒，反应过来后，本能地跳下车，撒腿就往草丛深处滚，疯了一样往黑暗里跑。
他活了，在一间木材厂里躲到了天亮。
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逃出生天的几个小时后，那场惨绝人寰的“十二桥大屠杀”开始了。
12月7号凌晨，为了掩盖枪声，特务们让卡车司机把油门踩到底，用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做掩护，在抚琴台的荒野里，分批处决了剩下的战友。
这32个人里，有川大才子余天觉，死前还在喊口号；有“独腿将军”吴惠安，拖着残废的身子走向刑坑。
最惨的是21岁的女学生毛英才，穿着件红大衣。
那帮畜生见财起意，临死前还要扒姑娘的衣服，毛英才拼死反抗，最后是活活被打昏拖去埋的。
甚至枪响后，特务还要拿着刺刀一个个补刀。
这就是一个极其荒诞的时间差。
要是没那十根金条，朱君友就是第33具尸体；要是解放军再快哪怕半个月——12月27号成都就解放了，这32个人也许都能活。
第二年春天，工作人员挖开土坑的时候，朱君友就在现场。
他看着那些曾经睡在他上铺、一起受刑、对他点头微笑的战友，如今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骨头。
这种痛，估计比死还难受。
那个逃脱的第33号，不是幸运儿，是替死人活着的幸存者。
他把家里挂满了烈士的照片，这一挂就是半个世纪。
每年的清明节，他都会去墓前一遍遍念那些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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