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军阀,却比军阀还狠;他不是官府,却比官府还横!

旧时代的襄樊码头,提起“贺子洲”三个字,别说老百姓,就连狗都夹着尾巴不敢叫。

这个世代“码头把头”的恶霸,一手遮天近三十年,把成百上千码头工人踩在脚下,榨干血汗、夺人性命,甚至逼人卖儿卖女只为给他过生日送礼!他横行襄樊几十年,上通官府、下控青红帮,连国民党军队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然而,天理昭昭,恶贯满盈终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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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在樊城人民广场上,上万群众高呼“打倒贺子洲”,这个曾不可一世的“襄阳王”被人民政府公审枪决,结束了他罪恶滔天的一生。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襄樊文史资料》,揭开这位“码头土皇帝”的真实面目,看看旧社会底层百姓是如何在封建把头的铁蹄下挣扎求生的。

贺子洲,1891年出生于樊城麻鞋湾一个“把头世家”。他的祖父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当上了襄阳道台衙门的班头,顺势霸占了樊城最大的“官码头”。从此,贺家世代把持码头,成了名副其实的“码头世袭贵族”。

贺子洲只读过三年私塾,却从小耳濡目染祖父、父亲如何盘剥工人、结交黑道、勾结官府。17岁那年,他正式接班当上把头,不仅继承了官码头,还把势力扩张到樊城八大码头,甚至远至襄阳县的泥咀、东津两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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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襄樊流传一句话:“贺半头,钟半截,各霸码头半边天。”

这里面的“贺半头”就是贺子洲,“钟半截”是另一恶霸钟嘉仁。两人瓜分了整个樊城码头,贺子洲因手段更狠、关系更硬,逐渐成为头号霸主。

依靠“青帮”背景,贺子洲聚集了一大批地痞流氓、惯匪讼棍,专门替他打人、抢货、敲诈勒索。他的儿子更是国民党四十师的指导员兼谍报员,官匪一体,黑白通吃。

1944年,贺子洲还当上了“樊城码头转运业理事会理事长”。打着行业自治的旗号压制工人。定下章程规定:“工人不得要求加薪,不得以任何借口罢工。”

老百姓恨得牙痒痒,背地里叫他“襄阳王”,说他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活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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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程度剥削码头工人,贺子洲花样百出、丧心病狂。据地方史料记载,他居然将搬运费的80%据为己有!

工人干一天活,到手的往往连饭钱都不够。

即便如此,任何人想在贺家码头干活,还必须托人说情、送烟土、请酒席,按时上交“上码头钱”。更狠的是,如果你因病歇工几天,再回来还得补交钱!

例如,老工人史大发被车撞伤,咬牙回来干活,结果被贺子洲骂“坏了规矩”,不仅白干一天,还得借钱交钱才能继续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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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搬运费按“二八”“三七”分成,工人拿大头。但贺子洲在官码头“拥有20份生意”,每次分钱都按132人(112名工人+20份空额)计算,他凭空多拿20人的份额!这哪是分红?分明是抢劫!

为了笼络手下,贺子洲转让“生意份额”。谁和他关系好送礼多,谁就能占一份,带一个伙计上码头,一起吃空额。这招既捞钱,又培植爪牙,让工人内部互相牵制。

除此之外,贺子洲还把“打官司”做成了买卖,但凡码头有纠纷,就让工人出钱当“诉讼费”。官司打得越久,他赚的越多。1940年的“马道口案”,打了整整三年的官司,工人倾家荡产,贺子洲盆满钵满。

各行都有祖师爷,码头也不例外,每年要给祖师爷办“泰山会”。贺子洲趁机勒索工人,每人交两斗米,还只管一顿薄饭。交一斗的,连饭都没得吃!他还设了个铁罐,逼工人每天下工投10个铜钱当“香钱”。仅官码头一处,他一年就收几百串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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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狠的是,贺子洲以“公益”为名,时常宣布某天收入全部“充公”。

1929年,他借口修兴武街,吞了800多串木料运费和750块银元煤油运费,结果街没修一寸,腰包鼓了一圈!1947年,工人运三万担面粉,收入一万三千斤,他只发“地脚面”(扫地剩下的碎面),好面全卖饭馆,钱进自己口袋。1948年,三天运盐收入3700多万元(伪币),又被他一句“打官”全提走!

在贺子洲眼里,码头工人不是人,是“脚夫”“码头佬”,死了“不如一条狗”。工人上工前,必须签“生死状”:“上码头后,生死残伤,概不负责。”这等于一张卖身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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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人陈玉因“打官”分不到钱,偷偷背了一趟盐换四斗麦,被贺子洲撞见,毒打一顿,麦子全抢走。刘正炳卖妻卖子还债,只剩十几串钱,贺子洲硬逼他交六串“重新上码头钱”,然后连派三次长差,把钱花光。从河南逃荒来的陈新春出长差淹死,父亲求副棺材,贺子洲冷笑:“纸上写死了活该!”

更令人揪心的是雇工刘狗娃。老人一辈子孤苦伶仃,攒了60串养老钱,结果贺子洲乘着刘狗娃生病,不但派人把钱偷走,还把人连同芦席扔到了汉江边。老人苏醒爬回,反被贺子洲用木棍打出门,当夜冻饿而死。

事后,贺子洲洋洋得意说:“死一个脚夫,还不如死一条狗!”

贺子洲生活极度奢靡,吃喝嫖赌抽大烟,常说:“只管今世过日子,哪管来世变驴子!”“哪怕杀完工人,我也要吃喝!”工人饿得啃树皮,他家夜夜宴席,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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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襄樊解放,贺子洲仍不死心,威胁工人:“国民党回来,杀你们狗头!”但历史车轮已滚滚向前,螳臂岂能当车!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码头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清算贺子洲罪行。

1952年,襄樊市人民政府顺应民意,在樊城人民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将这个作恶30年的封建把头依法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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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万人空巷,锣鼓喧天。人们高呼:“血债血偿!”“打倒封建把头!”

为教育群众,一中教师谢乐侯还编排了时装京剧《公审贺子洲》,在樊城京剧院连演半年,场场爆满,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贺子洲的覆灭,不仅是一个恶霸的末日,更是旧中国封建码头制度的彻底崩溃。它告诉我们:任何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终将被人民踩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