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秋风吹进上海麦根路的老宅子时，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湿冷，混着屋里挥散不去的霉味和消毒水味，成了我往后许多年一闭眼就会撞进鼻尖的味道。
那年我17岁，本该是揣着些少女心事看云卷云舒的年纪，却被亲手关在了自家楼下那间闲置的空屋里，成了这座宅院里最自由也最绝望的囚徒。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那天继母孙用蕃尖利的哭喊像针一样扎进耳朵，“她要打我！她要打我！” 话音刚落，父亲张志沂趿着拖鞋下楼的声响就越来越近。我还没来得及辩解，他的拳头就落了下来，脚也跟着踹过来，力道重得让我瞬间摔在冰凉的地板上。
眼前的人，明明是从前教我念“床前明月光”、带我去巷口买香肠卷的父亲，此刻却只剩满眼的暴戾，活脱脱一尊失控的恶魔。
最后他喘着气吩咐下人，把我拖进了楼下那间久没人住的房间，“锁起来，别让她出来捣乱。”
那间房倒不算小，却空得发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床，躺上去会吱呀作响；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稍微放重点东西就晃个不停；还有一把缺了条腿的椅子，得垫着东西才能勉强坐稳。
最让我挂心的是那扇落地窗，正对着外面的街道，扒着窗沿就能看见行人慢悠悠走过，看见小贩推着车吆喝，看见阳光洒在柏油路上，那是我触不可及的自由。
父亲下了死命令，不准我踏出房门一步，也不准任何人跟我说话。只有家里年迈的管家何干，被允许每天按时给我送饭菜。
每次他推开门进来，眼睛都是红通通的，放下饭菜就低着头往外走，想说什么又咽回去，只是偶尔偷偷塞给我一块糖。
我知道，在这个家里，对我有半分同情都是罪过，他能做的，也只有这点无声的关照了。
被关了没几天，肚子就开始疼，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变成一阵阵绞痛，接着就开始上吐下泻，到最后，便里都带着血。我知道自己是染了痢疾，那个年代里，这病可不是小事，弄不好就是一条命。
我躺在冰冷的木床上，浑身软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喉咙干得冒火，只能眼睁睁看着天花板，心里一遍遍盼着父亲能请个医生来，哪怕只是给几片药缓解一下也好。
可盼来盼去，门外始终静悄悄的，他像是彻底忘了这个家里还有我这么个人，我的生死，于他而言竟轻如鸿毛。
何干看我一天天虚弱下去，实在忍不住，跑去跟父亲求情：“老爷，小姐这病真的不轻，再不去请大夫，怕是要出大事啊！”
可父亲只是皱着眉挥挥手，语气里满是不耐烦：“能有什么大事？不过是装模作样博同情罢了。”
一次又一次求情，换来的都是同样的冷漠，何干每次回来，红着眼圈叹气，我躺在病床上，心一点点沉下去，冷得像冰。
直到有一天，我已经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眼皮重得睁不开，只能靠微弱的呼吸证明自己还活着。
何干蹲在床边，看着我，忽然咬了咬牙，又去找了父亲：“老爷，小姐是真的撑不住了！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您往后怎么向祖宗交代啊？”
这话像是戳中了父亲的软肋，他毕竟是李鸿章的外孙，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面子，祖宗的颜面，他不敢不顾。
那天下午，继母出去打牌了，屋里静悄悄的。我迷迷糊糊间，听见房门被轻轻推开，脚步声慢慢靠近。眯着眼睛看过去，是父亲，手里还拿着一个针管。
他走到床边站定，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担忧，也没有愧疚，只有一种勉强的厌烦，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麻烦的差事。
他没说话，伸手卷起我的衣袖，冰凉的针尖一下刺进皮肤，我忍不住瑟缩了一下，药液推进来的时候，酸胀感顺着血管蔓延开来，浑身都不舒服。
我赶紧闭上眼，假装还在昏睡，不愿看他，更不愿跟他说一句话。这份突如其来的治疗，于我而言不是温暖，而是难堪的耻辱。
之后的几天，他都会趁继母不在家的时候过来，默默给我注射抗生素，全程一句话都没有，打完就转身离开，脚步匆匆，像是在逃离什么。
我们之间就靠着这份沉默的秘密维系着，没有亲情，只有尴尬的默契，每一次注射，都在我心里多划下一道伤痕。
被软禁的这半年，日子慢得像熬汤，我有大把的时间，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念旧诗，一句一句耐心纠正我的发音；想起我写幼稚的作文，他会仔细写下眉批和总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想起我凭着兴致写《摩登红楼梦》，他还笑着帮我拟定回目。
那些温暖的片段明明就在眼前，却和此刻冰冷的现实隔着万水千山，那个温柔的父亲，好像早就死了，死在这座压抑的宅院里，死在继母的挑唆里，也死在他自己的冷漠里。
我也会想起母亲黄逸梵，那个从我4岁起就常常离开家的女人。她总穿着好看的衣服，对着镜子别上翡翠胸针的样子，是我童年里最清晰的美丽幻影。
她教我画画、弹琴，还会坐在抽水马桶上读老舍的小说给我听，可她总在走，我不知道她此刻在哪里，是不是还记得有我这么个女儿。
何干见我身体稍稍好转，悄悄跟我说：“小姐，你得想办法出去，再这么关下去，不光身子垮了，心也会熬坏的。”
我点点头，心里清楚，再待在这里，我迟早会被这座牢笼吞噬。我开始悄悄观察外面的动静，发现警卫交接班的时候，会有几分钟的空当，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1938年1月的寒夜，风刮得窗户呜呜响。我提前准备好望远镜、一件厚外套和攒下的一点钱，靠在窗边静静等着。
终于等到轮班的时刻，我拿着望远镜仔细看了看街上，确认没人注意这边，才轻轻推开房门，沿着墙壁慢慢挪到铁门旁。手指抖得厉害，摸索着门闩，用力一抽，“咔哒”一声轻响，门开了。
我没有回头，拼尽全力朝着黑暗的街道跑去，逃离这座囚禁了我半年的牢笼，也逃离了那个早已没有温度的家。
跑出去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和父亲之间最后的一点亲情，彻底断了，往后余生，我只能一个人走下去。
后来的日子里，我投奔了母亲，原以为能找到一片光明，却没想到，又走进了另一重复杂的境遇里。
童年时，母亲远走欧洲，留下年幼的我，心里对她满是朦胧的崇拜，却又隔着深深的疏离，她就像天边的云，好看，却抓不住，只剩“海洋般无穷尽的颠簸悲恸”藏在心里。
少女时，我从父亲的牢笼里逃出来，奔向回国的母亲，在我眼里，她代表着文明、自由和光明，是我唯一的救赎，是我挣脱枷锁后想去的彼岸。
可真的跟母亲一起生活，才发现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她想把我打造成名媛，教我礼仪、穿搭，可我总做得不好，她会沉下脸说我“惊人的愚笨”，那些沉痛的警告像鞭子一样抽在我心上，让我觉得自己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被人评判着，满是惶惑和痛苦。
后来我要交学费，向她开口，她总会抱怨；我好不容易拿到奖学金，却被她拿去打牌输掉了。
金钱成了我们之间最锋利的刺，每一次伸手要钱，都带着难以言说的屈辱，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把钱还给她，彻底两清。
再后来，我攒够了金条，还给了母亲，算是做了了断。她病重的时候，想见我最后一面，我终究没去，只寄了100美元过去。
那时候的我，以为我们之间只剩下冰冷的债务，却没料到，这份决绝背后，藏着多少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复杂情绪。
直到生命的尾声，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箱古董，靠着这些东西，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那一刻才猛然醒悟，或许那些年里，她不是不爱，只是不懂得怎么去爱，那些沉默的付出，是她最笨拙的温柔。
晚年独自一人对着墙壁的时候，我常常在心里恳求她，能不能为我留一条门缝，让我再靠近一点，弥补那些年的遗憾。
这些过往的伤痛和纠葛，最后都融进了我的文字里。我笔下的母女关系，总带着些缺陷，就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用黄金枷锁毁了几代人；还有《半生缘》里的顾母，为了自己牺牲女儿的幸福。
这些角色里，藏着我对“母亲”这个身份的不信任，藏着我心底的恐惧，我怕自己也会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不生孩子，怕伤害，也怕被伤害。
而我这一辈子倾心的男人，比如胡兰成，比如赖雅，都比我大了许多，现在想来，或许是因为我在父母那里，从来没得到过完整的依恋，所以才会下意识地追寻这种如父如兄的依赖，想填补心里那片空缺的角落。
回首这一生，我和母亲就像两颗遥远的行星，偶尔靠近过，却因为各自的轨迹不同，终究还是渐行渐远，最后只能在各自的轨道上孤独运转。
她给了我看世界的机会，让我知道外面还有不一样的天地，却也让我尝遍了人间的凉薄，体会了亲情里的爱恨交织。
这些刻在骨子里的情绪，成了我作品里抹不去的苍凉底色，也成了我这一生，最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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