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深秋,印度国防部的一场酒会刚散。新晋少将毕·诺尔·考尔仍意犹未尽,面对几名年轻军官,他神采飞扬:“十天,足够把中国人打回山里。”掌声稀落,却没人当场反驳。那一夜的豪言,八年后会在高原战火中被无情撕碎。
进入1959年,中印边界摩擦日益频繁。德里街头的报纸不断炒作所谓“向北推进”,总理尼赫鲁迫切希望树立强硬形象。于是,资历平平却深谙政治技巧的考尔开始扶摇直上——从总参谋部调研员,到第四军军长,不过三年。对外,他是“桑赫斯特高材生”;对内,他更是尼赫鲁远亲。战区将领明知此人纸上谈兵,却不敢多言,军心自此埋下暗雷。
1962年9月,印军在东北边境加紧堆兵。阻雪山、缺公路、欠补给,却硬要“前进”,各师团官兵怨声载道。军需处给出的数字赤裸:每个士兵仅有二十发备用子弹,冬装仍在加尔各答港口。考尔在临时指挥部里却一再催促:“步子必须迈大一点。”司令部电台时常夜以继日地忙碌,只为将这些指令传到山口。
10月6日清晨,考尔乘米-4直升机抵达东北第七旅驻地。寒风刮得机翼直响。旅长达尔维准将迎上来,眉头紧锁,“我们的口粮和弹药顶多够十天。”他压低声音,“如果中国人突然转守为攻,麻烦就大了。”考尔拍拍对方肩膀,笑得轻松:“十天?那么正好,十天足以教他们认输。”一句话,帐篷里顿时尴尬。
当晚,考尔命令第七旅以两个连强攻我军尺冬小哨。此时哨位仅一个排坚守,却硬生生挡住数波冲锋,夜色中火光连成一线。47名士兵牺牲后,按照西藏军区命令,剩余人员突围。印军终于占下高地,考尔喜不自禁,立即要求向新德里报喜。
电台里嗡鸣不断。考尔口授捷报,情绪亢奋,细枝末节一股脑倾泻——地形、缴获、战果乃至“我方士气高涨”的形容,全塞进一封加密电报。密文长达七千八百字。连续八小时发送,报务员累得双手发麻,险些晕倒,最后竟由达尔维亲自顶替。此时,另一侧的印军团部急需与后方联系,却因频道长期占用被迫静默。
17日,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中央高层会议上一致决定:对侵入的印军实施自卫反击。当天清晨,西藏、四川两大方向的部队接令。筹划已久的作战方案像折尺一样展开——打快,打狠,打痛。
10月20日凌晨,雪线被炮火照亮。克节朗河谷的印度前沿阵地瞬间失声,三小时内便被52师穿插切断。西山口、瓦弄、高原小镇索巴两侧呈一字连动,四面插旗。第七旅被甩成散沙。达尔维被迫带残部向北攀至海拔18500英尺的悬崖,冻风刀子般刮脸。66小时无补给,他最终走出林间,却一头撞进解放军哨兵的口令圈。此时印军已出现成建制溃逃。
瓦弄方向更为惨烈。考尔急火攻心,再次亲赴一线。缺氧、高烧、混乱命令如走马灯,结果一个整旅被54军包圆歼灭。撤到山口的官兵屈指可数。战斗第九天,考尔打回总部,音调嘶哑:“暂时收缩,等待增援。”增援却被雪崩式溃兵堵在山路上。所谓“十天”,成了前线全面崩盘的代名词。
11月20日夜,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停火并主动后撤二十公里。印军得以喘息,却要统计残破军表——七个旅损失过半,伤亡被俘总数过万,仅吉大港港口俘虏营就塞进三千九百余人。德里街头再无“捷报”可寻。
1963年春,印度国防委员会秘密质询。调查报告共十六页,核心一句重量级结论:考尔在战役准备、指挥、补给三方面皆犯下不可饶恕失误。同年8月,考尔被勒令提前退役,军号注销,养老抚恤一并停发。他愤怒地四处陈情,却无人再伸援手。
相比之下,达尔维回国后选择动笔。他的《Himalayan Blunder》用二十多万字剖开整场败局,直指政治干预和高层盲动。书稿在1968年初次印刷便被官方急令收回,仅少量样本流入民间。达尔维对家人嘱咐:“记住,别去招惹北方那个国度。”这句话,远胜考尔当年的十日豪言。
后来的史料显示,对印作战中,解放军3人机枪组一度穿插至印军炮兵营纵深,俘虏百余人,缴获山炮两门。类似插曲被西方记者记录为“lightning raids”。而在北京的战果统计会上,有位参谋递交数字:32天作战,歼敌4.5万余,俘虏近4000。数字干脆,没有修饰。
当年酒会的狂言早已散作烟尘。7800字电文,如今只剩军史档案中的冗长密码。10天打垮中国军队的“战略估算”,在高原的雪线下化为讽刺。考尔被遗忘,达尔维深思,尼赫鲁黯然,唯有那场寒战仍在警示:纸上声势,抵不过山风中的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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