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的一天，北京协和医院的长廊静得出奇。走廊尽头的病房里，49岁的凯丰靠在枕头上，脸色消瘦，却仍想握笔记录什么。护士劝他休息，他摇摇头，眼里闪过一丝着急——宣传口的文件还没批完。就在这时，一位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轻轻推门而入，递上一张薄薄的信笺。只见上面寥寥数语：“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一切向前看，好好疗养。”
那是毛泽东托人带来的问候。
这封信短到不能再短，却像一盏灯，瞬间把病房里沉重的空气驱散。熟悉凯丰的人都知道，他曾经因为“不会打仗”那句话，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35年1月，贵州遵义，彝山深谷里寒风凛冽。长征队伍损失惨重，眼看生死存亡。会上，年轻气盛的凯丰站起来，对着刚刚提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毛泽东抛出尖锐质疑：“凭《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能救红军吗？”话音一落，会场一片静默。毛泽东只是吐出一口烟，反问：“《孙子兵法》开篇说什么？”凯丰答不上来，脸憋得通红。
遵义会议后，他被暂时撤职。一个月的行军与反思，给了凯丰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张闻天提醒他：“路线问题，不是个人面子。”凯丰夜里坐在篝火旁，给自己写下简短检讨；第二天便在人群前公开朗读，声音哽咽却坚定。从此，他开始和过去的自己较真。
1936年夏天，陕北瓦窑堡。中央决定开大会批判当地土豪劣绅。毛泽东点名让凯丰主持。会上，凯丰妙语连珠，却不忘自嘲：“我也是被批判过的人。”掌声四起，尴尬的过去仿佛被笑声冲淡。毛泽东会后拍拍他的肩：“路走对了，就往前走。”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凯丰彻底站稳脚跟的，并不是那次自我检讨，而是随后的实际斗争。1937年冬，王明搬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要把独立自主抛到一边。凯丰干脆利落地在会上发言：“统一战线不是一条锁链，哪能把自己的手脚都绑上？”几句话，让与会者把目光投向毛泽东。至此，曾经的“异见者”变成了锋利的笔杆子。
延安整风期间，凯丰负责《解放日报》的改版。报纸要“活”，他拉着青年编辑们到窑洞外听老乡聊天，再把土味俚语写进社论。有同志打趣：“凯丰把报纸写成了大众评书。”毛泽东却批注：“群众语言最有劲。”短短几个月，《解放日报》发行量翻倍，宣传部抽调骨干到凯丰身边学习。
1945年4月中旬，延安杨家岭礼堂灯火通明，七大选举进入尾声。因早年那场风波，凯丰的票数不理想，差点落选中央委员。毛泽东在休息室把他叫住：“别闷着，代表们要看态度。”凯丰连夜写了五千字检讨，通宵修改。次日一早，他朗声宣读，情真意切，掌声此起彼伏，遗憾却已注定。走出会场时，他对身边警卫员说：“历史账先记着，工作不能停。”
抗战胜利后，东北形势复杂，中央急需宣传骨干。飞机落在沈阳时，凯丰拄着一根木杖，脚上仍是延安打补丁的布鞋。只用十个月，《东北日报》就从零页码扩到八版，他亲自撰写社论，编辑《新东北文艺》副刊，手下年轻记者笑称：“凯老是把双休日当成传说。”报头却一直空白，他写信请求毛泽东题字，附上样稿。几周后，毛泽东寄来“东北日报”四个遒劲大字，还顺笔问：“身体可好？夜里别熬太久。”
1953年，凯丰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理论委员会负责人。此时的他常年咳嗽，胃疼得厉害。组织安排他体检，他把通知压在稿纸下面，直到年底才进医院。1955年初确诊胃癌，消息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皱眉良久，提笔写下前文那张纸条，嘱托工作人员亲手交付。对话只有一句：“告诉凯丰，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住院期间，他仍挂念宣传口改版计划，连计划书都写到病历夹里。胡乔木回京探视，屋里昏暗，凯丰指着窗外说：“春天快来了，报纸也该有点新气象。”再没提自己病情。3月23日凌晨，他病情急转直下，仅留下几句话交代稿件。当天清晨5时，凯丰停止呼吸。
噩耗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放下文件，默默合掌。随后批示：“丧事从简，文件按其生前意见刊发，署名不变。”3月27日，八宝山革命公墓青松低垂，挽联上写着：凯歌已止，丰碑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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