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在文水县城的医院当中，胡文秀快要不行了，忽然抬起手指向自己的胸口。守在床边的小女儿刘芳兰弯下了腰，听到母亲小声地说：心病……没有护住胡兰子……这句话像是临终的忏悔，实际上是缠绕了四十年的心结。在当年刘胡兰牺牲之后，这位继母不仅承受着失去女儿的痛苦，还背负着出卖继女的坏名声长达半辈子。
胡文秀嫁入刘家的时候刚二十岁。她比刘胡兰的父亲小十六岁。她给姐妹俩改名字这件事情挺有意思。原本名叫刘富兰的姑娘，被她改成了随她姓氏的刘胡兰。本来是想要把她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来对待，没有料到后来却成了继母刻意抹去生母痕迹的罪证。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教刘胡兰认字时所使用的《岳母刺字》这个故事，后来被歪曲理解成是用封建思想来毒害青少年。只有老天爷知道这位农村妇女当年仅仅是单纯地想要给孩子灌输忠义的观念。
我认为胡文秀的委屈存在于历史之中。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牺牲的时候，她想要冲出去保护孩子，被乡亲拉住。之后战斗剧社将此编入话剧，但是在文革时期台词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继母冷眼旁观。1970年的批斗会上，有人拿着刘胡兰生前打补丁的棉袄进行质问，声称如果真的对女儿好，怎么会让她穿这样的衣服。他们忘记了棉袄肘部的补丁是胡文秀用自己嫁妆里最后的一块绸缎缝上的，那件棉袄是胡文秀熬夜纺线换来布料制作而成的。
1967年的那张大字报使得心病扎根。当时有人翻出石五则的供词，硬说胡文秀是因为嫉妒继女受到组织的重视才进行告密。周恩来亲自批示进行平反，可是流言却如同刺扎进肉里一般。到了1980年，她还对着采访者轻声说道：胡兰子在临走的时候把万金油盒塞给我，那是对我信得过啊。这样的自我剖白，比任何的辩解都更让人感到心酸。
胡文秀用她的后半生来进行某种赎罪。在刘胡兰纪念馆筹建的记录中写到，她连续三个月每天行走二十里山路。在收集烈士遗物的时候，连半截铅笔头都不会放过。有一次在省城作报告的时候，她突然打断流程说要把胡兰脚上的冻疮画出来，硬是让美工修改了三次画稿。这种执拗或许就是她把没有实现的母爱全部放在历史还原里了。
更难得的是她非常清醒。在1954年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她坚持使用刘胡兰母亲这个称呼去参加会议，而不使用自己的本名。有工作人员建议她改回胡文秀代表，她摇着头说：我是因为沾了胡兰的光。这种界限感比很多抢着贴金的亲属要好得多。就连毛泽东两次题词的原件丢失了，她也只是说怪自己没有藏好，从来不敢去抱怨别人。
心病需要依靠时代来进行治越。在1982年，党史部门对真相进行澄清的时候，特别说明胡文秀同志冒着危险保存烈士的遗物，那份文件被她折好之后压在枕头下面。在临终前的一周，她突然要求听山西梆子《刘胡兰》的选段。当唱到继母在灯下补战旗的时候，老人眼角有泪水流进了鬓角的白发之中。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胡文秀心中的病症实际上是代际创伤的一个缩影。她需要在政治风暴当中守护烈士母亲的尊严，同时还要消化继母终究存在着一层隔阂般的世俗眼光。如同她晚年常常念叨的：胡兰是国家的女儿，而我仅仅是为了千万人充当了一次母亲。这句话里包含着豁达也包含着苦涩，或许这就是两代女性共同的命运的一种注解。
1986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胡文秀的墓前放置着两样物品。一样是刘胡兰使用过的万金油铁盒，另外一样是周总理批示平反的复印件。这两个物品看起来没有关联，却能够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历史或许会冤枉活着的人，可是时间最终会将伤口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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