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豫东平原突降特大暴雨，商丘境内积水没过屋脊，十万余亩庄稼从绿意盎然变成一片浑黄。时任商丘地委第一书记的纪登奎蹚着齐腰的洪水，看着沿堤求助的百姓，心里有说不出的急。洪水退去，堤岸依旧残破，来年若再遇大汛，局面只会更糟。问题就卡在豫皖交界的那几道坝，豫地水位抬高，流不下去；皖北人担心漫灌，也不敢轻易拆坝。
转眼到腊月，商丘各县开冬修会议，纪登奎一句话没绕弯：“不彻底解决出水口，再修再加固，只是缝缝补补。”众人听得明白，却谁也拿不出两省联手的章程。合肥方面的关键人物只有一个——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李大钊烈士的长子，出身晋察冀根据地，熟水利，重实际。有人劝纪登奎：“节后公文往来不也行吗？”他摇头：“拖一天，来年汛期就多一分风险。”
196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清晨，商丘火车站寒气逼人。纪登奎带着河南水利厅几位技术干部登车，车厢里只谈河流走向与分洪闸，不谈年味儿。黄昏时分抵达合肥，他没先住宾馆，而是提着半条腊鱼到省委宿舍打电话。电话接通，他先报上姓名，随后一句：“李书记，商丘人给您拜年来了。”
李葆华正在陪家人包饺子，放下筷子就往楼下走。走廊里灯光昏黄，两人握手的瞬间没有客套。李葆华开门见山：“春节跑这一趟，可不是只为拱手作揖吧？”纪登奎笑答：“我不是来告状的。”短短一句，化去彼此顾虑。
夜里客厅炉火正旺，挂钟指向九点。纪登奎把带来的两张水利现状图摊在茶几上，细处标到每道支渠宽度。李葆华伏案凝视许久，手指停在临界坝段：“水口太窄，这里成了瓶颈。”一句“来了正好，咱们谈谈水”，让在场的技术干部瞬间精神一振。
有意思的是，当年毛泽东1958年视察安徽水利成就时曾称赞“淮北大工程”，一句赞语让许多县份更加积极筑坝蓄水。蓄水带来灌溉红利，却也无形中抬高了上游洪峰。纪登奎诚恳承认河南部分筑坝同样阻水，并非单指皖北，“天灾掺着人祸，咱们两省都有责任。”对等的口气，让李葆华点头：“既然都是一家人，就得一起收拾烂摊子。”
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初二，全国正是走亲访友的档口，两位书记却连轴开了三小时小型碰头会。最终形成一条思路：沿古汴河故道新开泄洪通道，终点接洪泽湖；河南负担清淤扩挖，安徽负责拆障排障，共同分洪3.8亿立方米。技术人员粗算，若决策落实，可将商丘50%的内涝隐患降至安全线，也不给皖北添险。
正月初三一早，两省水利部门连夜草拟的《豫皖边界河道整治意见》摆上了李葆华的办公桌。当天下午，省委加急电报北京，商丘方面则同步向郑州汇报。两周后，中央批复同意，文件标题定为《关于豫东与皖北边界水利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由水利部牵头，河南、安徽分工负责，新汴河工程正式立项。
1964年春，豫皖两省抽调两万民工先期试挖，纪登奎干脆把地委会议搬到施工现场；李葆华也把省委季调会放到濉溪堤口。可以想象，肩挑土筐的干部与社员并肩，喊出的号子压住寒风。有人开玩笑：“两省书记这是赛着比谁的裤腿泥多。”一句玩笑，折射的却是干劲。不得不说，这种率先垂范的劲头，比千言万语更能说服群众。
1969年春汛，新汴河引洪试运行，商丘水位下降近一米，濉溪县境内无一处倒灌。工程总结会上，水利部专家给出的评价极为简练：根本性治理。当地老人至今记得当年横幅——“豫皖人民心连心，团结治水挖穷根”。横幅褪色了，河道却依旧清亮。
时间再往后推。1972年，新汴河配套涵闸全部竣工，豫皖交界终于摆脱“遇涝先堵再扒”的恶性循环。回头看，那个正月初二的拜年更像一次临战动员：几句寒暄，便直接拦腰切进问题本身。没有这样的“拜年”，就不会有后来历时五年的联手大工程。
从1931年入党到1964年主政一省，李葆华身上始终带着父亲李大钊的影子——实干而不空谈；而纪登奎从黄河岸边的农家子弟到地委书记，同样相信“干部就得替老百姓兜底”。两个人的性格相合，碰出的正是治水的火花。豫皖边界如今稻浪翻滚，行驶在新汴河堤顶公路上，很难再想起那年商丘水漫田畴的景象。但在档案里，大年初二那场别开生面的“拜年”，依旧被工作人员用红铅笔标注：特急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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