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15日凌晨，北京西四一处家属院忽然传出一声枪响。几分钟后，警卫冲进屋内，看见乐少华倒在地上，血迹染红了棉被。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从公共视野中悄然消失。很多年以后，人们才陆续知道，那颗扣动扳机的手指背负着多么沉重的往事。
枪声之后，组织开始调查他的经济问题；八年后，他的骨灰才得以安葬八宝山；再往后，到了1980年，中央才正式为他平反。可是假如时间拨回到1935年1月的怀玉山，情况却完全不同——那时的乐少华还是红十军团政委，手握“军团最高政治决断权”，一声令下，数千人行与止、战与退。
1934年秋，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福建连打数仗，实力锐减。为了保存劲旅，中革军委决定与闽浙赣红十军合编。纸面上的架构不错：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方志敏出任军政委员会书记。然而合编只是形式，矛盾早已暗流汹涌。粟裕和寻淮洲是“打出来的将”，乐少华则以政治学历和中央背景闻名，本就互有戒备。
进入皖南山区后，敌情愈发严峻。谭家桥之战成为转折点。按照原计划，红十九师负责主攻，但乐少华坚持让地方改编的红二十、二十一师上阵。刘畴西同意了这个意见。结果碰到蒋军整编第十师，打了没几个小时就崩盘。寻淮洲赶来救火，身中数弹，抱膝坐在山坡上，口中还念叨着“队伍别散”。当夜，他牺牲在担架上，年仅三十岁。
战损报告呈到政委桌前，乐少华沉默良久。后续行军中，他也被流弹击中左臂，随即陷入包围。怀玉山密林深处，他带着几个警卫员跌跌撞撞，别说突围，连方向都分不清。此时粟裕已经突出重围，却突然发现政委不见，“参谋长，乐政委没跟上！”警卫焦急地说。粟裕皱眉，“原地休整，我带一个排回去。”几句对话，仅几十字，却决定了几条生命。
天刚蒙蒙亮，粟裕摸黑杀回原阵地。叶子上全是霜，脚下都是新坍的战壕土。远远就见乐少华靠在树根，右手按住伤口，面色灰白。“要保存革命火种！你们快走！”他抬眼，看清是粟裕时，用尽全力喊出这句话。声音带着血腥味，也带着一种决绝。粟裕没有回应，只是把他扛上背，然后带队闯出第二道封锁线。那一晚，突围者不足三百，乐少华是其中之一。
脱险后，粟裕奉命率余部转战浙南，改编为“挺进师”；乐少华则被派往皖南隐蔽，负责联络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他伤势严重，同意他短暂脱离战斗序列。辗转上海、苏北，再到陕北，他用了整整一年才彻底康复。期间，他经常提到那句“保存火种”，说自己“欠粟裕一条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延安急需干部。乐少华被调到西北青年训练班担任班主任。从前的棱角好像被重磨了一遍，与学员谈话时，他常半开玩笑：“打仗不只是冲锋，还要动脑子，不然就会犯我当年的错。”同年冬，他与云南姑娘浦代英在延安登记结婚。那场婚礼很简单，借了一盏煤油灯、两条花手巾，却来了一堆老友，陈云还调侃他“工人老大哥娶了文化小姐”。
战火尚未熄灭，乐少华已然蜕变。过去那股子“不许顶嘴”的火气少了，倒多了几分审慎。此后八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兵工生产岗位。辽沈战役前夕，沈阳兵工厂急缺底火，他跑遍了东三省的废旧库房，把日军留下的炮弹统统拆解；抗美援朝时，军工局需要统计储备，他连夜守在车间，结果被人举报“为干部配手表”“私售炸药”。正是这些账目，在1951年冬被逐项翻出。
刘青山、张子善案震动全国，乐少华也被推上风口。他愤懑，却解释不清，更多证据又掌握在天津地委。1952年年初，调查组贴出“公审会预告”，他彻夜难眠。最终他选择扣动扳机。那一刻，门口警卫听见压低的嘀咕：“累了。”
转机出现在三十年后。1980年5月，浦代英整理旧物，发现当年拆弹、拆表的批示原件，连夜写申诉材料。中央组织部复查时，老战友粟裕已在医院病房，仍托秘书签字作证：“乐政委当年向我说明过，这是临时军需。”材料层层递交，当年“畏罪自杀”“集体贪污”的定性被逐条推翻。八月，中央文件批示：“对乐少华同志的处分属于历史误判，予以纠正。”骨灰迁入八宝山，挽联上写的是：革命火种，历劫弥坚。
坊间常把乐少华的跌宕与“左”倾路线联系在一起，却忽略了那个时代的复杂。他既是被争论推上风口的人，也是走在风口最前端的人；既犯过错，也救过人；既指挥失败，也在关键时刻喊出“保存火种”。任何评价若只取单面，都无法勾勒他的全身像。历史没有完人，但有血有肉的奋斗者。乐少华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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