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跟你离婚。”
说完这话，房间里两个人都哭了，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妃福贵人。
11年的分离，11年的等待，落得这样的凄惨结局，令人唏嘘。为什么两人在重逢后诀别？这是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心酸事？
01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东京九段军人会馆，那天的樱花开得那叫一个烂漫，可你要是往那会馆里头一瞅，气氛压抑得能让人窒息。
这里正在办一场全日本都盯着的婚礼，新郎是大清宣统皇帝的亲弟弟溥杰，新娘是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按理说，这又是皇亲又是国戚的，怎么着也得是个欢天喜地的场面吧？
可你再仔细看看底下的宾客，除了几个必须到场的亲戚撑门面，剩下全是清一色的日本军装，一个个腰板挺得笔直，手按着指挥刀，那眼神不像是在看新人，倒像是在看两个等待验收的“产品”。
这哪是什么喜结连理，这就是关东军精心布下的一个局，一个狠毒到要把爱新觉罗家的血脉彻底洗牌的“绝户计”。
就在东京这边奏乐行礼的时候，几千公里外的长春伪皇宫里，溥仪正在自己的书房里像头困兽一样来回转圈。他那张苍白的脸上全是冷汗，眼珠子通红，死死盯着墙上的挂钟，每一秒的滴答声都像是在敲他的丧钟。
他不怕弟弟结婚，他怕的是弟弟生儿子。
日本人逼着溥杰娶这个日本贵族小姐，算盘珠子都要崩到溥仪脸上了——他们嫌溥仪不听话，又生不出孩子，所以急着培养一个带有日本血统的“继承人”。只要嵯峨浩的肚子争气，生出个带日本血统的男孩，那个所谓的《帝位继承法》立刻就会生效。
到时候，他这个没有利用价值的“皇帝”，估计吃饭噎死、喝水呛死都是轻的，弄不好哪天就直接“病逝”了，然后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侄子就会顺理成章地坐上皇位，把这东北的大好河山彻底变成日本人的囊中物。
这根本不是婚礼，这是给溥仪脖子上套绞索的第一步。
可这帮机关算尽的参谋们，千算万算，唯独漏算了一样东西——人心这玩意儿，它是不可控的。
02
这事儿说来也是老天爷爱开玩笑。关东军那帮人拿着放大镜选妃，挑中嵯峨浩，就是看重她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皇室教育，觉得这种温顺的贵族小姐最好摆布，肯定是安插在溥杰枕边最听话的定时炸弹。
结果呢？这两个被强行捏在一起的年轻人，见第一面的时候，剧情就跑偏了。
溥杰那年三十岁，刚离过婚，心里那是拔凉拔凉的，本来以为自己就是个待宰的羔羊，要娶一个盛气凌人的日本女特务。没成想，那天站在他面前的嵯峨浩，温温柔柔，羞羞答答，一点没有日本军国主义那种狂妄劲儿。
嵯峨浩那边呢，家里本来都要吓死了，以为要嫁到那个“野蛮”的地方去受罪，结果一看溥杰，戴个圆眼镜，斯斯文文，还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当时那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这俩人，那是真把这充满阴谋的政治联姻，硬生生过成了蜜里调油的小日子。
婚结了，蜜月度了，等到一九三七年，溥杰带着怀了孕的媳妇回长春，溥仪那边可是防贼一样防着这一家子。
一家人坐一块儿吃饭，只要是嵯峨浩亲手做的菜，溥仪那是死活不动筷子。非得等着弟弟溥杰先吃一口，嚼烂了咽下去了，确认没毒死，他才敢战战兢兢地夹一点。在他眼里，这弟媳妇就是个时刻准备要他命的日本间谍。
那时候，溥仪身边有个叫吉冈安直的日本中将，这货在伪皇宫里那就是“太上皇”，整天盯着嵯峨浩的肚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就盼着那个“皇位继承人”赶紧蹦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九三九年，嵯峨浩要生了。
产房外头，吉冈安直比谁都积极，早早就让人准备了一份厚礼，还特意准备了两根绸带，神神秘秘地告诉手下人：要是生男的，就系蓝带子，立刻发电报报喜；要是生女的，就系红带子。
整个伪皇宫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所有人都知道，这孩子性别一出，那就是人头落地或者皇位更迭的大事。
终于，产房里“哇”的一声啼哭传了出来。护士慌慌张张跑出来报信。
吉冈安直兴冲冲地跑过去一看，那脸色瞬间就跟吃了苍蝇一样，由红变白，由白变青。那份精心准备的礼物，连送都没送，直接狠狠摔在地上，骂骂咧咧地转身就走了。
是个丫头，取名叫慧生。
这一声啼哭，直接把溥仪从鬼门关拉回来了。听说是个侄女，溥仪乐得后槽牙都快出来了，那叫一个扬眉吐气。打那以后，他吃饭也敢让嵯峨浩上桌了，还特意买了钢琴给这小侄女玩，看这弟媳妇也顺眼多了。
你看，这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一个日本军官盼星星盼月亮想生个儿子来控制中国，一个中国皇帝提心吊胆盼着生闺女保命，最后老天爷谁的面子也没给，给了个最原本的答案：这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
03
但这好日子就像那肥皂泡，看着五彩斑斓，一戳就破。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那是真没辙了，广播里甚至还带着哭腔，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投降不要紧，伪满洲国那帮人瞬间就成了丧家之犬，树倒猢狲散。
当时的情况有多乱？简直就是没头苍蝇乱撞。溥仪带着一家老小，那是连滚带爬地往通化跑，准备从大栗子沟那个地方坐飞机逃往日本。
到了沈阳机场，那是怎么样一副惨状啊。引擎轰鸣，螺旋桨卷起的风沙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远处似乎都能听见苏联红军坦克的履带声。
跑道上停着一架苏制小飞机，机舱口窄得像个嗓子眼。这飞机太小了，根本装不下所有人。
这时候，最考验人性，也是最残忍的一幕来了。
飞机的座位有限，溥仪自己先钻进去了，把传国玉玺揣在怀里。溥杰也跟进去了，几个贴身随从也拼命挤进去了。
然后呢？舱门“砰”地一声关了。
跑道边上，孤零零地站着皇后婉容，站着嵯峨浩，还站着那个只有几岁的二女儿嫮生。
那一刻，螺旋桨的声音震耳欲聋，可嵯峨浩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她是为了这个男人，背弃了显赫的家族，背弃了自己的祖国，跟着他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结果在生死关头，她像一件过季的行李一样，被无情地扔在了跑道上。
飞机起飞了，带着她的丈夫，越飞越远，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云层里。
留给她的，是即将到来的苏联红军，是遍地的流兵游勇，是无尽的黑暗和未知。
这一别，谁也没想到，竟然就是整整十六年。
之后的日子，对于这夫妻俩来说，就是两个平行世界的地狱。
溥杰跟着哥哥被苏联人抓了，在伯力监狱啃黑面包，后来又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从皇弟变成了囚犯编号，整天都在写检讨、改思想，在那高墙电网里头熬日子。
嵯峨浩更惨，她带着孩子，拖着那个已经疯疯癫癫的皇后婉容，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流浪。那时候的东北，乱成了一锅粥。她们被八路军保护过，也被关押过。
你想想，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侯爵小姐，哪吃过这种苦？为了给孩子换口吃的，她把结婚时的首饰一个个从怀里掏出来卖掉，甚至一度为了不被抢走，把金戒指吞进肚子里。
后来好不容易辗转回了日本，日子也不好过。娘家虽然是贵族，但在战后的日本也是落魄凤凰不如鸡，还得忍受周围人指指点点，说她是“满洲国的残渣”，是日本的耻辱。
但这女人骨子里是真倔，倔得让人心疼。
她在日本守着活寡，拉扯着两个女儿，心里就一个念头：我是爱新觉罗家的人，我是中国人，我得等我丈夫回来。谁劝她改嫁，她就跟谁急。
04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这十六年的等待，没等到团圆，先等来了一场剜心刺骨的悲剧。
那个当年让吉冈安直气得摔东西的大女儿慧生，长到了十九岁，出落得亭亭玉立，那模样简直就是嵯峨浩年轻时候的翻版。她在大学里，爱上了一个叫大久保武道的日本男同学。
这本来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好事，可嵯峨浩知道了以后，简直像疯了一样。
她死活不同意，理由倔得让人没法反驳，又让人觉得无比沉重：“你是中国人的女儿，必须嫁给中国人，怎么能嫁给日本人？你爸爸还在中国改造，你嫁给日本人，对得起你爸爸吗？”
你看，这个女人，已经被历史和政治彻底绑架了。她太想证明自己对那个中国丈夫的忠诚，太想洗刷自己身上“日本侵略者亲属”的烙印，结果把这份沉重的十字架，压在了女儿稚嫩的肩膀上。
慧生没办法，偷偷给远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父亲写信求救。
溥杰那时候正在接受改造，思想觉悟“高”得很，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影响特赦。他在回信里全是官话套话，大概意思就是“听你妈的，要以大局为重”。
这封信，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日本天城山，大雪封山，冷得连鸟都不敢飞。
搜救队在山里找了两天两夜，最后在树林深处找到了他们。十九岁的慧生，手指上缠着那根原本代表着喜庆的红线，手里握着那个日本男生的手，两个人并在了一起，脑袋上是黑洞洞的枪口。
这是殉情。
这个消息传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溥杰正在缝衣服。拿到信的那一刻，他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那针头一下子扎进肉里，血珠子冒出来他都感觉不到疼。
那是他最疼爱的大女儿啊，当年就是这个孩子的出生保住了他的命，如今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甚至可以说，是他和妻子的那份被时代扭曲的偏执，间接推了女儿一把。
在那个冰冷的牢房里，溥杰哭得像个孩子，撕心裂肺地写下了那首泣血的诗：“呜呼慧儿！吾伏枕哀吟，汝不可闻……”
这哪是诗啊，这分明是一个父亲在滴血。
05
慧生的死，用一种最惨烈、最决绝的方式，换来了父母命运的转机。
这孩子生前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一封长信，求总理让父母通个信。周总理那是何等的人物，那是心怀天下的大仁大义，看了信之后动了容，特批他们恢复通信。
一九六一年五月，北京火车站。
那天的风有点大，汽笛声长鸣，列车缓缓进站，那摩擦铁轨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颤。站台上，刚刚获得特赦没多久的溥杰，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已经花白了，在那探头探脑，紧张得手都没地儿放，一会儿搓搓手，一会儿整整衣领。
车门“咣当”一声开了，一个身影走了下来。
是嵯峨浩。
十六年啊，整整十六年。当年在沈阳机场分别的时候，她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如今站在面前的，已经是个满脸风霜的老人。
她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白色的盒子，那不是别的，是慧生的骨灰。
两个人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拥抱，没有痛哭流涕。嵯峨浩走上前，看着这个自己等了半辈子的男人，第一句话竟然是低着头，声音颤抖地说：“对不起，我没把孩子照顾好。”
溥杰那个眼泪啊，刷地一下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他颤颤巍巍地接过那个骨灰盒，就像接过了这十六年的血泪债，就像接过了女儿冰冷的尸体。
那天，他们回到了北京的新家。嵯峨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日本和服脱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压箱底，然后换上了一件中国的旗袍。
这之后，不管外面的局势怎么变，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她是日本人，这个女人再也没离开过中国一步。
她像个地地道道的北京老太太一样，陪着溥杰逛公园、买菜、做饭。两个人相濡以沫，把那错过的十六年，一天一天地补回来。
一九八七年，嵯峨浩病重。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溥杰的手，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光彩，嘴里念叨的不是日本的樱花，不是家族的荣耀，而是：“我死后，要把我的一半骨灰留在北京，我要永远陪着你。”
溥杰那个时候，已经老得背都直不起来了，他握着妻子的手，一声声唤着：“浩，浩……”
可惜，这一次，那个等了他十六年、守了他一辈子的女人，再也听不见了。
七年后，溥杰也走了。按他的遗嘱，他的骨灰也分成了两半，一半在北京，一半在日本，和妻子、女儿葬在了一起。
这故事吧，得从一张照片说起。叶霞翟16岁那年，就因为看了一眼胡宗南的照片，这辈子就搭进去了。
1962年3月14日凌晨，胡宗南在睡梦里尖叫了几声，举起手，然后就昏迷了，几个钟头后人就没了。
叶霞翟就那么一直守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胡宗南死后，她就继续教书、写作，到了1981年，她在台北去世，六十八岁。从16岁到68岁，她这大半辈子，都跟那个穿军装的男人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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