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所说的这番话，如今听来有几分像是他败退台湾之后的愤懑之语。但要是将其置于1949年的历史背景之中，还能够品味出他当时的那几分绝望逻辑。并非是为他的这番话进行辩护，而是想要弄清楚，究竟是如何的一种处境，能够让一位执掌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强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蒋介石对于日本的态度既存在矛盾之处又具备务实的特点。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向张学良发送电报表示不进行抵抗，想要避免发生冲突，而在背后则考虑着首先去进行剿共。在1934年的时候，他在日记当中进行分析，认为中日两国的实力存在较大差距，要是匆忙地去应战肯定会失败，所以宁可先进行退让，从而争取时间来进行备战。到了1937年庐山讲话的时候，喊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这样的豪言壮语，可是在私下里还想着以长城作为界限跟日本进行妥协。
我觉得这种缓抗策略与他对共产党的警惕相比差得很远。1939年他邀请周恩来等人加入国民党，还说让人家当骨干，但是条件是得退出共产党。被拒绝之后当天晚上就在日记里骂对方匪性难改。你看同样是面对外敌和内敌，蒋介石对前者的让步底线是暂时低头，对后者连对方的存在都不允许。
他这种心态的根源，或许和他对于权力本质的理解存在关联。日本期望获取领土与资源，共产党所争取的是主义以及民心。在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他向陈立夫感慨：共产党最为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发动群众，而我们却仅仅只会发布命令。如此看来亡国奴还存在形式上的阶层秩序，但是连为奴都无法得到的人，所害怕的是整个旧秩序彻底被颠覆。
但历史存在着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正是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加速了他的失败。在淞沪会战的时候，罗卓英称中国军队是在用血肉与钢铁去进行拼杀。在同一时期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到了1941年已经牵制了75%的侵华日军。蒋介石一直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自己身边的祸患，甚至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的晚上，还秘密地命令胡宗南去围剿陕甘宁边区。这种内外排序的颠倒错位，使得他在抗战后期变得越来越孤立。
有一个细节颇为有趣。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后，与蒋经国复盘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关键并非在于军事方面，而是国民党自身已经腐败不堪。他埋怨手下存在贪污腐化的现象，却没有察觉到正是他那套安内优先的逻辑，使得体系的溃烂得以放任。例如在1948年推行金圆券改革，强行收兑民间的黄金，最终导致物价飞速上涨，反而给共产党送去了赢得民心的重大机遇。如此看来他所害怕的连做奴隶都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所造成的。
这句话所具有的极端性，体现出旧政治人物存在认知方面的局限。蒋介石在青年时期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十分热血，但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却逐渐将革命当作维护集团利益的手段。毛泽东所说的他不懂得农民这一点，或许触及到了关键之处。一个依靠乡绅和军阀的政权，必然无法明白土地革命怎么就能够形成如燎原之火般的态势。
最后再补充说明一点，蒋介石在台湾的晚年依旧坚持反攻大陆，直至死亡时棺材都不入土，就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归葬故土。他怀有这样的执念，和他那种连做奴隶都无法得到的恐惧实际上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他到死都认为，失去大陆并非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文明道统的沦陷了。
历史不存在假设的情况。但是这句话却成为了一种隐喻。它提醒着人们，当执政者将党派是否存在看得比国家的命运还要重要的时候，悲剧的苗子就已经被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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