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吴廷璆先生任系主任时，留我做助教，学校分配到校外迪化新村(今鞍山道)去住，和北院校址仅隔着一条马路，历史系杨志玖、黎国彬、外文系陈舜礼诸师也住于这栋“筒子楼”。住户长幼之间时时打头碰面，那时会议又多，常常晚上也开，我和杨先生接触频繁。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先生任系主任，鉴于青年教师亟需充实提高，决定给我和另外两位青年教师补课，请雷海宗先生在其家中讲授两周和秦汉史，杨志玖、王玉哲两先生也来听课。20世纪50年代，多数教师讲课前必先试讲，教研室同仁共同讨论，杨先生每次试讲隋唐史，我都参加，从未缺席，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高机会。50年代后期，我搬到校本部东村居住，杨师搬到西村。80年代初，我们都居住于北村。那时家里还没有安置私家电话，我有事时常登门造访杨师。杨师平易近人，我们谈天说地，无所不谈。我聆听过杨师谈他在昆明和宜宾李庄求学和工作的体验，令人神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至四川宜宾，他被傅斯年借调去协助研究，在李庄住了两年半。房东见这位年轻人忠厚淳朴并勤奋好学，将自己的爱女许配于他。杨师在这里成家立业。杨师母一生一直伴随着他。
西南联大是杨师成名的发源地。杨师自述，傅斯年、郑天挺、姚从吾、向达、陈寅恪、唐兰、汤用彤、罗庸诸名家对他的学术成就影响极大。杨师以自己的睿智悟性和勤勉精神，兼学融合各家的治学特点和方法，努力营造自己的立足点。他成功了。关于马可·波罗及元史的几篇考证性文章，获得了先辈史学大家的好评和高度赞扬。由是志玖师在元史研究道路上更是勇往直前。
正直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品格。杨先生相貌文雅，具有大家之风。而在学问的追求和学术的探讨上，他是很有棱角的学者。只要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正确，就充满信心，绝不随波逐流，绝不让步，他所表现出的勇气，使人倍感敬佩。仅就下述几个事例就可看到他的坚强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其一，他为雷海宗1957年在“双百”座谈会上发言的辩护。事实是这样的：《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天津10位教授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一步贯彻问题，雷先生在发言中讲到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其中有这样的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承认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1895年死时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个几千年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未曾料到这段发言竟闯下了大祸。4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出雷的发言和编者注，“注”以黑体5号字表明：“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于是平津两市学界一些著名人士，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的论述进行批判讨伐，上纲上线，说这是一场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政治气氛相当紧张。杨志玖此时却挺身而出，认为雷的评论是正确的，为雷的言论辩护，写信给《人民日报》。认为《人民日报》误解了雷先生的本意，雷先生讲的是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没有发展，是指在历史科学没有发展，至于革命理论当然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他说的是历史科学，他是学历史的，知道马、恩说过的和没有说过的，有很多问题，马、恩当时没有发现的，现在可以补充修正。”杨先生还列举出马克思主义一些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论断，认为应百家争鸣，发展丰富历史科学。杨先生敢于向《人民日报》挑战，勇于正视我国知识界在学习马列主义中的生搬硬套，勇气十足，他敢于说老实话，这是一个正直学人应有的风骨，于当时于今日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其二，杨先生培养的一名博士生毕业，请北京一位教授主持答辩，这位学生的论文是关于唐朝一问题，观点和陈寅恪的不一致。主持答辩者是陈的弟子，本着陈的看法，不予通过。杨先生则说，不能说陈先生一切论断都是正确的，学术问题应该争鸣，这样学术才能发展繁荣。应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有广阔的心怀，对待后学。即使在某一问题上针锋相对，也应站在有正确论据的独创性方面，不能偏袒盲从。治学要有怀疑态度，这是宋代文史学家郑樵早就说过的。杨先生尊敬权威，学术研究问题上则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我国古语讲：“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人所得而私也。”杨先生是这一格言的拥护者和实践者。理智地讲，不能认为权威们的任何论断都是正确的。譬如大师陈寅恪于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开始一周后，与吴宓在清华园散步时说：“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值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国家和民族生存而战，作出上述悲观的论述，人们看了这些话作何感慨呢?总不能说不是错误吧?
杨先生是一位有原则性的教师，对自己培养的研究生绝不护短。他的另一位研究生撰写的论文像讲义一样，结构是起因、经过、结果。在系学位会议上，他首先提出这位同学不应毕业，给其一年修改时间，然后再议。认真负责，不忽悠人，这是杨师一贯的作风。
其三，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在中国待了17年，对此，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两种相对立的看法，如英国的当代学者弗兰西斯·伍德博士写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持否定态度。而美国学者拉塞尔·弗里德曼和俄罗斯裔插图画家巴拉米·艾巴图林合作写的《马可·波罗历险记》则持肯定态度，毋庸怀疑。杨先生长期研究元史，研究马可·波罗，甚至可以说以研究马可·波罗起家，闻名于世。他根据《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里中国的情节相同的公文，坚定了自己的论断，有根有据地写了多篇这方面的文章。杨先生对资料和时间的考订功力是超群的。他还在天津主持召开了“马可·波罗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1999年12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中外思想交流和论争的产物，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著作，它不仅给人以知识，还陈述了研究历史疑难问题的方法。该书问世后，即赠我一册。这是杨师在他走过生命历程前给我的，我非常珍惜它，一看到这本书，怀念之情，就油然而生。
杨师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斯人已去，山高水长，风范永存。谨写这点点滴滴回忆，以表达对恩师的怀念。
原载魏宏运：《南开往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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