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院长收治国军伤员，伤好送行时，他忽然掏枪，打开了保险|伤员|军部|副官|女院长|游击队

1940年仲夏，豫西黄昏的热浪尚未散尽，一支由二十来副担架组成的队伍正沿沁河古道艰难上攀。靠前那副担架上的年轻军官面色苍白，腿部裹着草药和土布，血水滴答，沿途烂泥里印下一串暗红足迹。抬担架的是新四军卫生队员，他们几乎是在抢时间——日机刚在后方投下第一枚炸弹，山谷里还回荡着爆炸的余音。

领队的女院长栗秀真走在最前，肩头扛着装满青霉素的木箱。箱子太沉，她干脆用绑带绕过颈背，以免左右晃动。栗秀真出生在河北高阳，学医后跟随部队转战淮北、豫西，算起来当时也不过三十出头，脸上却已留下风霜刻的浅纹。有人问她怕不怕，她总耸肩：“枪声停不了，医生跑得掉？”

抵达野战医院已近子夜。几间土坯房、三顶迷彩帐篷就是全部“家当”。照例先登记血型，再清洗伤口，新四军与国军的伤兵都排在一条狭长走廊里。院里的老规矩：谁失血多谁先缝合，军装颜色不算数。栗秀真挥手时语速快得像连珠：“乙班守手术室，甲班进村找柴火，缺碘酒缺纱布，我来想办法。”

紧接着，意外出现。天刚蒙蒙亮，又一股衣衫不整的国军往院子里涌。带队的是牟廷芳中校，额头裹着绷带，满身硝烟味。他出示一纸电报，内容无非是调集散兵，要求“就地育养”——其实就是请新四军给他的人看病。这里离前线不到三十里，他根本别无选择。栗秀真看了眼担架上七八个血肉模糊的伤员，抬手示意留下：“救人。”

从那天起，狭小医院成了逼仄熔炉。七十多号病床瞬间扩充到一百二十，多出的三四十张，全靠门板、稻草临时拼成。新四军的轻伤员被挪出病室，转去民房挤一铺炕。有人嘀咕：“咱自己弟兄还没养好呢。”烟雾腾的一下就被栗秀真压下，“治病救人，不能分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言下不容分说。

头几天气氛冷硬。国军兵一看到护士臂上红十字外那颗小五角星，眼神便如上膛，喊水也憋憋扭扭。有意思的是，越怕疼的反倒先软下来。一个河南籍机枪手腿部截创，当换药钳插入肉里时，他痛到破口大骂，旁边打吊针的新四军小战士笑他：“老兄，骂有啥用？撑过去才能再上战场。”原本紧绷的空气被这一句玩笑刺破，随后屋子里多了几声轻哼的笑。

没多久新麻烦来了。药品紧缺。白求恩留下的旧器械已磨损，青霉素仅剩半盒。栗秀真摸摸口袋，掏出仅有的几支盘尼西林安瓿，先扎向高热的国军重伤员。她在记录本上写下一行字：药随伤重走。事后，有护士悄声问：“院长，万一自己人用呢？”她答得斩钉截铁：“活下来的人会更多，这就是值。”

半个月后，第一批国军伤员痊愈。送行这天，伙房拿出珍藏的一只老母鸡熬汤，早到的老百姓还送了几筐苞谷面饼子。临别前，院子里摆了张长桌，碗碟粗糙，却热气腾腾。喝到一半，那名一直沉默的副官忽然神情紧绷。他猛地起身，扬手抽出手枪，只听“喀啦”一声，保险盖拨开，枪口指向栗秀真。

空气瞬间凝固。几名新四军战士握紧步枪，却不敢贸然拔栓。国军同僚则面面相觑，担心再生误会。当事人声音嘶哑：“把我们都灌醉，是想扣押换俘？”一句话，如同投石入水，激得人心发寒。

沉默不到三秒，一位国军老兵率先冲上去扭住副官手臂。场面眼看失控。栗秀真却没有闪，她只缓缓站起，走到副官面前，伸手托住冰冷的枪管，轻声说了一句：“要动手术的时候，麻醉针就在我手里，没害你们吧？”这句半是反问，半像医生对病人的劝解。副官眼睛里挣扎，最终手腕一软，枪落地，金属声在夜里清脆。仅有的对话就此打住。

尴尬余波尚未散去，一名国军士兵将自己佩戴的红蓝勋带别到栗秀真白大褂上，咧嘴道：“您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的脸。”于是，众人又沉默，随后端起碗，大口灌下带着鸡油的汤。那一夜，他们谈绷带、谈冲锋号，也谈家乡的麦收，气氛缓缓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