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义后参军，认为自己不迎合，授衔前估计只能授大校，被授少将|参谋长|少将|授衔|西北军

1955年9月24日清晨，北京西郊的空气透着秋意。39军机关的小院里，沈启贤捧着刚煮好的热茶，心里打鼓。几小时后，开国将帅授衔名单即将公布，他暗暗琢磨：轮到自己，大概就是大校吧——不高不低，也算合情合理。毕竟，他既不是长征元老，也没有在抗战前就担任纵队主官。心里这么一算，茶水有些发苦。

沈启贤的“迟到”命运始于1929年。那年他19岁，家乡陕西泾阳闹灾，他无钱继续学业，只得投西北军谋出路。因为写得一手好钢笔字，被分到杨虎城部任书记官。没多久，杨部在凤翔办训练班，沈启贤抓住机会钻进课堂。从枪械分解到战术进攻，他学得起劲，也被教官看上，直接提为排长。1932年，他已是营长，还参与剿匪，算得上年轻的“西北军新锐”。

然而部队里涌动的进步思潮悄悄扎根。西安事变前夜，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愈发刺耳，沈启贤越听越不是滋味。1935年冬，他跟几位同乡军官商量，“老弟，干脆投红军算了。”话音不大，却敲定了两连官兵的命运。半年后，当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逼近泾阳，他带着两个连、三百多条枪，在渭河北岸点起篝火，宣布起义。就这股人马，被编入红十五军团，当时军团方正处于最缺兵员的尴尬阶段，几个班都要拆散补充，他这三百人一下成了香饽饽。

1936年春节前，新兵连结束整训。红军政治处的人找到沈启贤：“愿不愿意留下带兵？”他点头。随后正式入党。严格说来，他赶上了土地革命的尾班车，但也算老红军里的“小字辈”。时间不等人，一年后卢沟桥枪声响起，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他任营长、旅参谋长。南渡黄河、夜袭阳明堡、奔袭冀鲁豫，每次点名，他总在最前排。有人劝他留点力气，他摆手：“怕累就别当兵。”

1941年皖南事变后，344旅番号撤销，北方老部队不少人南调新四军。沈启贤分到三师，先当团长、后接支队长，再升师参谋处长。苏北水网密布，抢渡小河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夜渡通榆河，船刚离岸，敌人探照灯扫过水面，开火如骤雨。舟中士兵慌乱，他压低嗓门，“不许出声，听我口令”，一字未落，自己已撩起裤腿蹚水。那晚全团无一人掉队，靠的就是这种绳命般的沉稳。

抗战终了，东北成决战主战场。1946年春，新四军三师整建制北上，对外改称华东野战军八旅，刘震挂帅，沈启贤任旅参谋长，进驻吉江。部队缺被服，他带参谋在吉林城外抢修一座纱厂，十天缝出五千套棉衣。打仗之余，还得当“厂长”，也算奇事。1947年底，东北野战军改编二纵，他因伤病短暂到地方军分区当司令。辽沈战役前夕，十二纵成立，他又被点名回到主力，挂师长，随即投入沈阳外围作战。塔山阻击、黑山阻击，他的三千余人一寸一寸往前挤，让国民党“王牌”向荣昌部队成建制瘫痪。

1949年10月，人民军队凯旋入关。吴信泉整编39军，发电报叫沈启贤回任军参谋长。一纸任命，让这位“旧军人”归队。朝鲜战争突起，39军成为首批入朝部队之一。军史记载，1950年11月清川江反击，志司首长点名要吴信泉、沈启贤通电汇报。直至战火稍歇，沈启贤的眉宇间仍紧绷着。1952年总部定级，他被列为副军级。

也正因为“副军级”三字，他才认为最高不过大校。如果说有隐忧，那就是他敢说话。战役会议上，他常直言不讳，“这条行军路线有问题，必须重勘。”有人背后笑他，“老沈鼓捣什么刺儿头。”可真打起来，他那份从西北军带出的严谨劲，又让士兵信任、将领依赖。

时间拨回到授衔的那天傍晚。当少将肩章交到他手中，沈启贤愣了几秒，才轻轻摸了摸那一抹金星。“看来组织没忘老兵。”他低声自语。这句话被身旁的文书听见，文书笑道：“首长，您可是抗战、解放、抗美援朝一线打下来的，谁敢忘？”院里枯叶被风卷起，又跌落石阶，伴着他的爽朗笑声。

细究他的履历，会发现两处分外耀眼。第一，率部起义。土地革命时期，能带编制完整的一个营投红军，数量不算多，却如及时雨，为陕北红军补了最缺的人枪。第二，南北两大战场都留下足迹：在华北锻造主力骨干，在东北打出胜负手，跨战区经验让他在一众指挥员里显得稀缺。这些要素，是授衔评议时的加分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