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末的河内陈国旺巷，安静得反常。
41岁的玉姐把身体蜷成最小体积，挤在墙角电箱和墙壁的缝隙里。她面前摆着三个塑料篮——这是她经营了近二十年的蔬菜摊，最后剩下的全部“店面”。就在几天前，她的摊位还能沿着木板铺开一米多，直伸到路中间。如今，整条街上70%的摊贩和她一样，要么消失，要么退缩。
这一幕正在河内231个街头市场同步上演。官方路线图清晰而坚定：到2027年，所有占道经营的“街头市场”必须彻底消失。一场涉及超8000个家庭的生计保卫战，在腊月——这本该是生意最红火的时候——猝然打响。
1月13日上午，东鄂坊铁路旁临时市场的摊位已后退数米，铁路另一侧的摊位则全部清空
被删除的，不只是摊位
劝姐凌晨4点的闹钟响了20年。她从郊区赶20公里路进城，在义新坊的街头摆开她的蘑菇摊。日收入30-40万越南盾，加上丈夫开摩的的收入，刚好够供两个大学生孩子。
“清理通知在腊月下来，像一盆冷水。”她说。现在，她和周围的摊贩每天聚在一起，话题只有两个词：“清理市场”。
讽刺的是，当街头摊贩为生存发愁时，一路之隔的正规室内市场里，摊主们正对着空荡荡的过道发呆。莫市场的兰英阿姨从早坐到中午，一笔生意都没开张。“自从市场被移到地下，顾客嫌麻烦就不来了。”她苦笑，“我现在改卖祭品，勉强活着。”
这是河内面临的真实悖论：城市管理越“规范”，市井烟火越凋零。当菜市场变成需要付费停车、按图索骥的“寻宝游戏”，它的社会功能已经死亡。
“非正规”背后，是70%的就业现实
摊贩们不知道的是，在学术报告里，他们被称为“非正规经济从业者”。这个标签背后是一组震撼的数据：在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贡献了超过70%的就业岗位，创造着约1/3的GDP。
“这不是城市污点，而是经济减震器。”城市研究专家指出，“它吸纳了最脆弱的劳动力——女性、低技能者、移民，给了他们不依赖文凭的生存机会。”
玉姐就是典型。初中毕业就嫁人，从婆婆手里接过这个摊位，一坐就是二十年。“除了卖菜，我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8000个家庭都在问。
1月12日上午，58岁的裴氏茶（Bui Thi Tra）在莫市场附近的一个临时市场卖水果
当城市失去“第三空间”
建筑师段奇清点出了更深层的失落：“你们以为阿姨们去市场只是为了买菜？”
他描述的图景很多人熟悉：清晨的市场里，主妇们一边挑拣蔬菜，一边交换家长里短；摊贩和熟客为几毛钱讨价还价，最后笑着成交；有人路过问一句“今天孙子成绩如何”，就能开启十分钟的闲聊。
菜市场本质上是社区的“第三空间”——既不是家，也不是工作场所，而是维系社会纽带的精神广场。当它被标准化、无菌化的超市取代，城市失去的是一种无法量化的“社会黏合剂”。
“清理街头市场很容易。”段奇清说，“但只要人们需要便宜蔬菜、需要见面聊天、需要那种鲜活的生命感，它就一定会换个形式长出来。”
铁轨边的鱼摊，与十倍速的生意
欣姐的选择印证了这个判断。她在正规市场租了摊位，却依然每天把鱼摊支在古芮铁路旁——尽管火车经过时，她得迅速把东西往后拉。
理由简单到残酷：“这里生意比市场里快十倍。”
直到今年初，高压整治终于改变了游戏规则。遮阳棚被拆，摊点被强制后移。欣姐退到了市场最角落的摊位，销量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
“我们也想稳定。”她终于说，“如果正规市场能让顾客愿意进来，谁想每天提心吊胆在铁轨边讨生活？”
自从莫市场升级为购物中心后，其蔬菜水果区就“衰落”了。截至1月12日，原先约20个肉铺只剩下2个
治理的窄门：在秩序与生存之间
河内的困境没有完美答案，但一定有比“一刀切”更好的选择。
专家提出的“有条件的正规化”或许是一条窄门：对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点位坚决清理；对社区内必要的民生市场，则通过划定区域、统一管理、收取清洁费等方式，将其“收编”而非“消灭”。
这需要管理者像绣花一样精细：哪些街角可以开放特定时段？哪些摊贩需要职业转型支持？如何让正规市场重新变得“可爱”？
城市的温度，不在宏伟蓝图里，而在这些细微的妥协中。
腊月的河内巷子里，玉姐还在守望。她的摊位只有三个篮子宽，但那是8000个家庭的生计缩影，也是一个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回答的考题：
当我们删除杂乱，是否会一并删除一座城市的呼吸与心跳？
清理街角很容易，但重建一个人人有尊严谋生、有温度生活的城市，需要比推土机更多的智慧与慈悲。这场“街头战争”没有赢家，只有共生——或者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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