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文明与中国、阿拉伯有根本区别，大战在即能否浴火重生｜文史宴|文史宴|波斯人|波斯帝国|波斯文明|王朝|萨法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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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鹰眼荷鲁斯

波斯文明曾经是希腊-罗马制度之外的天花板，即使历经伊斯兰化、蒙古-突厥化仍然屹立不倒，波斯文明的扩张不是简单的中国式“同化”，也不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扩张的模式，而是有其非常独到之处，这也令波斯文明有很大的浴火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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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持久的文明之一，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不仅经历了无数的政治动荡、文化变革、外族入侵和战争灾难，但依旧屹立于内亚。这种韧性，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波斯文明的本质，使其能够在任何外部冲击下保持社会延续。

在中亚的旅游交往以及在南疆六城的基层调研和工作经验，让我深度的反思波斯文明作为一种文明的延续方式，以及其面对冲击时的无数次重构与重生。特别是波斯式的物质生活在南疆六城地区的长期延续，让我意识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明，而是一整套社会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

波斯文明的历史韧性：

不因战争崩塌

从阿契美尼德帝国建立到今天，波斯文明的历史跨度超过2500年，它屡屡经历了征服、文化改变、甚至政权更替的重大变革。然而，波斯文明并没有因为这些打击而消亡。我们可以从宏观层面简单回顾波斯文明数次中断和新生。

在亚历山大东征消灭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也充分意识到了波斯人对于维持广大亚洲内陆统治的重要性。波斯文明的第2次重大冲击出现在公元651年，当时阿拉伯人征服了萨珊帝国。萨珊帝国的灭亡被许多学者视为波斯文明的终结，用中原的观念看，这不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

然而，事实证明，波斯文明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相反，波斯人迅速将伊斯兰教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波斯文化结合，利用自己的行政系统、历史叙事和语言优势，将波斯文化深刻地植入到阿拉伯帝国的统治结构中。

阿拔斯革命其实就是利用了阿拉伯帝国广大东部领土上，重要性和实际地位严重不匹配的波斯人或者泛意义上的波斯文化人群进而起义，建立了一个更加普世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波斯人和波斯文化进入帝国的上层，为帝国的文书和行政管理提供人才。

阿拔斯王朝打造的世界中心巴格达

在中世纪，突厥势力的兴起短暂地使波斯人丧失武力优势，波斯不再是“帝国主人”，但是，治理必须用波斯人，波斯语是文明语言，语言关乎行政，文学，宫廷，史学，最后突厥统治者实际上被波斯化。

蒙古的入侵导致了大量的波斯人口伤亡和文化遗产的丧失。然而，波斯文明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性和恢复力。即使在蒙古的统治下，波斯文明依然通过乌尔都语言、伊斯兰诗歌，波斯式的建筑艺术，波斯式的行政管理经验，并最终通过萨法维王朝的复兴重新建立起伊朗民族国家。

进入现代以来，伊朗经历了巴列维政权的失败与伊斯兰革命的兴起，这一过程似乎再次将波斯文明推向了崩塌的边缘。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得波斯文化被重塑为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文化形式，但它并没有丧失原有的波斯文明核心元素。

对于巴列维的逆反，其实是波斯文明的重要底部机制（后文会提到）：广大的农村人口的无意识的逆反的结果，这种逆反也许是古老文明本能的被触发勒反文化解体机制，不过，其过程造成了伊朗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倒退，而且导致了现行怪胎畸形政体的出现，但基层民意的反对，其实是波斯文明对于被同化和被吞噬的潜意识恐惧。

特别是当对面的文明是古希腊-罗马人的精神后裔，转世继承者的西方世界。国王可能是西方代言人，这对于波斯民族主义者是不可接受的。当然这样的逆反导致波斯文明偏离了其历史正路。

说到底，从上层建筑的角度看，波斯文明的韧性表现在它能够被摧残而不被毁。波斯的文化结构，并不依赖于单一的国家政权，而是通过行政体系、语言、艺术、哲学等形式深深扎根于社会文化之中。

波斯文明不仅在中东地区扩展，也向南亚和中亚地区渗透。由于统治阶层蒙兀儿人的高度波斯化，很多蒙兀儿贵族醉心于波斯式的文学艺术，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波斯语成为宫廷和知识分子的主要语言，影响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文化和历史发展。而在中亚，波斯文学和艺术，建筑风格，服装制度，也成为了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莫卧儿帝国的疆域大部分和传统的波斯帝国没有重合，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类似的案例。

与中华文明的机制不同，波斯文明的外延有奇特的加持。波斯并不强求外族接受波斯人的血统或土地，而是通过其独特的文化与行政体系，也就是当内亚的蛮族想像文明人一样统治国家的时候，最好的范本就是波斯。这使得波斯文明能够在不同民族之间架起文化桥梁，并在多个历史时期重建其文化中心。

波斯文明之所以极难消灭，是因为它可以被征服，但不被同化，政权可以换，宗教可以变，但是波斯文明的清晰边界一直是可以识别的：建筑模式不变，水利工程不变，语言，审美，和波斯帝国的记忆不会变；而且就算是一时战败，但是我的城市生活，官僚，文学，艺术，历史书写逻辑可以迅速征服征服者的精英，进而让我寄生在别人的帝国里，直到我复国成功。或者说当有人采用我的文化，可以把我的精英文化扩散到我的传统领土之外。

所以内亚的版图上，形成一个广泛的波斯文化圈：西边抵达高加索山脉，东部其实包含了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中地带，甚至可以说一直蔓延到新疆东大门的哈密-吐鲁番一带。

今天的伊朗只是伊朗高原的一部分，而伊朗高原，又只是曾经好几个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波斯文明对上述区域的影响实际上远早于伊斯兰文明的兴起。

与中国和阿拉伯文明的对比

如果说波斯的外延机制是“用我的方式来管理你”，那么阿拉伯和中国的外延方式则有很大的区别：简单来说，中国的模式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把你变成我；而阿拉伯人的模式是：（必须）和我一起信。

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都可以自行选用波斯文明

突厥化蒙古人兀鲁伯可以很波斯

中国文明的外延机制强调生产方式的同化，人口的同化和秩序的重建。中国文明通过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以包括军事，屯垦，移民在内的手段，将大量地区和民族纳入中国文化体系。这种外延方式更加依赖国家的统一与人口的迁移，而一旦失去中央集权或遭遇政权更替，中华文明的外延也容易受到影响。

中国文明的天然边界就是季风气候区，也就是当遇到草原，高原，雪域，沙漠等地形的时候：传统农业无法施展，秦制对人口的控制力成本已经过高，传统宗族因为经济原因和军事原因无法立足，基本上就达到了其最大的自然边界，比如我无法将所有的绿洲居民，游牧部落编户齐民化。但对于成功消化的区域，大部分地区是不可逆的中国化。

这个过程中，中国文明的习惯是将不那么适合耕作但可耕作的土地加以利用开垦，压缩化外人口和逃户的生存空间，这一套其实类似于对某个区域做系统重装。

阿拉伯文明的外延机制则不同：它更依赖于信仰的传播与法统的扩展。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实际上是比所有伊斯兰帝国征服的范围更大的，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教法和宗教共同体的传播，更多具体的载体是商团，使得阿拉伯文明能够跨越地域、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形成广泛的伊斯兰文明圈。

地缘单位和部落之间也许存在现实的冲突，但即便如此，文化圈内的人口都有共同的认同，都将麦加和麦地那视为圣地。这个模式不是重装系统，更像是在某个网站“开户”，“开户”成功则收获了一大批血统不同的教内兄弟。在网站的学习时间越长，则受其影响越深。

阿拉伯的外延方式也有局限，一旦信仰分裂或部落矛盾，地缘矛盾上升，出现争议，阿拉伯文明的外延便会面临挑战。或者说，在面对有深厚成熟的国家传统和信仰传统的区域，比如波斯和中国，即使取得军事胜利，但其外延也会被削弱。

打一个简单但是不恰当的类比：和中国，阿拉伯相比，波斯文明的强大在于其上层建筑给其他族群提供了一套软件模板（官僚制度，宗教制度，文字，诗歌艺术等等），其他族群不一定需要成为波斯人，但可以使用我的软件；相比之下，中国文明的模式是以季风区农耕为物质基础，秦制帝国拓边后以编户齐民的方式改造新征服的土地，或者是宗族迁徙的方式改造迁徙的目的地，类似于硬件改造+系统重装；而阿拉伯文明则是以军事扩张为前提和大后盾，让不同族群在网络里“开号（皈依-社区-沙里亚法-共同的宗教认同）。波斯文明有其特殊的坚韧性。

也是因为如此，三种文明的边缘，也是三种文明相遇的地方——南疆地区呈现出了特殊的历史形态：政治上中国文明对这里施加的持续时间最长且断断续续的政治军事影响，这里基本上是古代中国文明兵力投送的极限，汉，唐，清的兵锋所及最远，和今天中国西部的领土西极大致是同一经度区间；

物质层面是波斯-东伊朗式的（后文会具体分析）；

而文化-意识形态则属于波斯+麦加和麦地那。多元造就了灿烂的文化传统和古迹遗产，但也构成了长期动荡的深刻根源。

国家和社会的对抗：

定期反抗国王

前面的文章已经提到了一点：巴列维试图用国家机器压缩文明的社会形态导致失败。这是波斯历史的特色：社会对国家是有逆反性的。

和西欧式的封建制度不同，也和南疆式的封建制度略有区别，波斯的乡村领土更加贫瘠，单个聚落可能养不活某个封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斯的王权又有天神加持，波斯王又具有某种构建大帝国的惯性；波斯王还拥有凌驾于社会所有阶层的权力，这样造成的历史运动规律就是：国王的一念之差会让一个人从地域到天堂，反之亦然。

波斯的普通人习惯性反对其统治者，因为他们的生命和财富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因此，每当某个国王的统治安定下来，其他人就热衷于造谣，编造政治流言幸灾乐祸，等社会动荡了又习惯性地参与祸乱。

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不安全性和不安全感：某个富商不能保证儿子继续当富翁，国王的儿子可能会成为庶人乃至奴仆，贵族会毫无征兆丢掉其官职。波斯有一个谚语“从现在起六个月，（谁也不知道）谁会活，谁会死“精准描述了这种不安全感。

包括很多波斯王也是如此，这个心理其实在萨法维王朝之后的波斯君主身上是日益明显的（大司马按：这跟萨法维王朝比之前的波斯王朝疯狂推进集权有一定关系）。因此在我们可以接触到和讨论的波斯社会里，盛行某种短期主义：

投资周期必须短，只能干几个月；有钱必须及时行乐，不然命都没了钱还没花完，就会被别人拿走。

萨法维王朝的阿拔斯一世

堪称波斯版朱元璋

而巴列维的凡此种种失当之举，除了各种大家批评的不是之外，正好命中了波斯人的国家-社会对抗传统：是时候反对国王了，大家一起上街吧。

其实这种不安全感，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社会稳定了就反抗上位者，不管他干得好不好的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在同样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南疆六城非常普遍：及时行乐，酗酒，赌博，有钱的时候妻妾成群，然后几个月败光家产；还有官场中的密谋，对上位者积累的不满，和波斯人的风格如出一辙。在我参与的调停、听到的案例、看过的卷宗里比比皆是。

这样的张力也造就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国家和国王会倒台，但因为文化是靠社会延续的，所以反而文化本身是不容易死亡的。

结论和推演

在南疆六城地区，这些地区本就是广义上的东伊朗波斯文化圈，波斯文化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影响力，远远早于伊斯兰文化进入此地的时间。就算日后南疆的上层建筑文化被伊斯兰替换殆尽，但物质生活的基础却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坚韧地扎根。

不提维吾尔语中大量的波斯语借词，南疆诸多地名无法用维吾尔语解释，但却可以用东伊朗语说通，比如著名的和田山普拉挂毯出土的地点山普拉，在突厥系统的维吾尔语中完全没有解释，但是用和田塞语的解释就是“月福德”之意，很可能是为了纪念某个神明或者贵族遗留的地名。维吾尔语和田方言中也有不少波斯语的残留，比如“狗”在和田方言中叫sag，这和波斯语一样，而其他地区的维吾尔语的狗大致发音为yit。

再比如，南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艾努人（又称abdal），这些人在和田，喀什地区长期存在，现在被归类为维吾尔人，但是其长期以流浪乞讨，占卜，算命，帮人行割礼为生。他们的族内语艾努语的语法结构大致和维吾尔语相通，但是其词汇中大约有30%-40%的日常词汇是波斯语或者东伊朗语，这些人很可能是当年于阗或者莎车等塞人王国灭亡后，没有被突厥化的亡国遗民的后裔，新的征服者将旧的征服者踩在脚下，然后这样的历史在南疆循环往复，而他们本就是旧文化在伊斯兰的表层下残留的最好例证。

与中国文明的“硬件改造，系统重装”、与阿拉伯文明的“信仰开户”相比，波斯文明扩张的独特之处，在于波斯文化的边界清晰可辨，以伊朗-波斯为中心的国家为中心，一套开发和成熟较早，上到意识形态和官僚结构，下到建筑，水利，农业，艺术文化等物质文明生活的体系，能够给内亚干旱地带不同血脉的族群使用，使其在多次外族征服后依旧能够延续下来。

纵使波斯在今天的中亚，貌似只有塔吉克斯坦这一个东伊朗系的亲近族群，但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还有南疆等地都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这是一整套难以被彻底消灭的体系。

波斯文明已经扛住了无数的挫折劫难，尚且屹立不倒，更何况有现代传播技术和存储技术的加持，让一种文化成为死文化更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