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初，一次常规电讯监控让总参某值班室的红灯骤然亮起。截获的加密传真里，中央领导即将赴港的专机班次、车队路线乃至演讲要点写得一清二楚，仿佛内务笔记。
值班军官眉头紧锁，低声嘀咕：“这资料，只有极少数人碰得到。”一句话道破了惊心动魄的要害——泄密者就在最核心的位置。暗流自此现形。
追溯线索，侦听人员发现目标的加密呼号与香港某处公寓的卫星电话吻合。受命赶赴调查的小组用一句行话总结当晚的感觉：敌人在屋里，而门一直没锁。
英国情报系统深谙“和平演变”之法门，越是出身红色的干部，越被他们视为理想突破口。情报战的锋刃并不闪光，却足以割裂最坚固的信仰。
蔡小洪便是那把刀。出生于1957年，他的履历本是一张完美的红色名片：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早年追随周恩来闯南走北；父亲蔡诚在延安读书，1949年后主持司法建设，官至司法部长。亲友们都说，“这孩子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1989年春节前，《解放军报》刊出一组锐利的时评，署名“蔡小洪”。当时他只有32岁，外间普遍以为这位年轻人会在理论宣传口大展拳脚。意外的是，同年夏天，他被调至新华社香港分社，从此与香江结下十余年的纠葛。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香港前途谈判最胶着的阶段。中方代表时时感到，港督府似乎提前掌握了己方方案。彼时没人料到，问题的源头，可能就在一位手握公文袋、每天穿梭于湾仔与金钟之间的中方工作人员身上。
蔡小洪在香港的生活顺风顺水。出席商务酒会、应酬社团午宴，都是日常公务。一个地产商递过来的“帮助费”最初只有名牌腕表，后来干脆成了沉甸甸的信封。50万元港币——对他而言是薪水的数十倍——让警惕溃败。
他心里明白危险。朋友一句闲谈揭开真实面纱：“我们是为英方服务，放心，安全得很。”蔡小洪愣住了，但贪欲压过恐惧。此后，他像上了不归船，招投标资料、港府内部拟稿、中央涉港路线被一点点塞进对方的保险箱。
1992年，中英两国达成《联合声明》具体落实细节时，英方总能精准预判中方底线。有人嗅到味道，却苦无凭证。蔡小洪依旧在暗影中游走，级别不断上升，1999年出任中联办秘书长，距副主任不过一步之遥。
2003年春，非典暴发，京港之间公务往来受限，原定对他进一步考察的流程被推迟。正是这段空档，给安全部门争取了时间。当那份泄密文件被截获，专案组在比对十余名嫌疑人后，把坐标锁定在铜锣湾一幢高级公寓。
夜色中，行动人员敲门。蔡小洪尚未来得及摁掉对外通讯装置，耳机里仍飘着对方催促的英语：“Hurry， transmit the second page.”他抬头，看见手铐的一瞬间，只吐出一句：“完了。”
专案组厘清账目后发现，这名“红三代”已秘密将妻儿送往伦敦，以备“退路”；个人境外账户余额逾千万美元。更可怕的是，他正准备接触一份关于高层港澳工作的小范围汇报，若非被及时擒获，后果不堪设想。
2004年初，北京中级法院宣判——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蔡小洪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追缴全部非法所得。判决书摊开，他的名号与祖辈功勋形成刺眼对比。
案件震动高层，也让情报系统痛定思痛。红色家世不再是天然的防火墙，信念一旦松动，任何背景都可能演变为突破口。此后，涉港涉外岗位的保密制度与经济审查全面升级。
不得不说，蔡小洪的沉沦是一个时代灰影的剪影。冷战余温尚在，金融与情报的双重渗透让不少干部误把“朋友的慷慨”当正常交际。一步错、步步错，这句话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史料显示，英国军情六处在九十年代先后策反十余名华人情报对象，大多利用金钱与移民诱惑进行控制。蔡小洪的案例被西方同行当成“经典渗透模板”，培训教材至今仍在内部流传。
今日翻看卷宗，人们会发现一个微妙细节：1997年7月1日回归当晚，蔡小洪负责起草的简报中，关于驻军进驻节奏的段落，与英国档案馆2005年解密文件中的记载几乎字字对应。那几乎是他最早留下的可疑痕迹，却在当年被忽视。
结案后，他曾对审讯人员低声说：“我本可以停手，可每次都想着再来一次，没想到真的收不了口。”短短一句，道出人心的幽暗裂缝。
蔡小洪的故事没有戏剧化的大幕落下，只剩冰冷铁窗与家族的无尽唏嘘。对于每一名手握公权的人来说，信仰与纪律从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锻造。丢掉了它们，再厚的家谱也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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