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华盛顿的二月，空气并不比往年更冷，但政治气温显然偏低。特朗普政府力推的“和平委员会”即将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首次领导人会议，议题冠以“加沙重建”“和平筹款”等宏大名词，场面却未见应有的热度。受邀名单尚未敲定，欧洲主要国家反应克制，公开表示无意参与的国家不断增加。一个以“和平”为名的国际机制，在启动之初便显露出孤立与尴尬的底色。
这并非外交礼仪层面的偶然冷遇。它更像一次结构性的抵触：当美国试图重新设计国际协调框架时，许多传统盟友选择站在一旁，保持距离。意大利的态度尤其耐人寻味。罗马并未使用模糊的外交辞令，而是直接援引宪法条款，指出无法加入一个明显由单一国家主导、由单一外国领导人担任主席的组织。这种表态既冷静又坚决，几乎没有为双边关系留下情绪化的空间。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和平委员会”是一种熟悉的政治工具。它延续了他一贯的思路：不耐烦于复杂、冗长的多边程序，更倾向于通过小范围、可控的圈子推进议题。联合国体系在他眼中效率低下、立场分散，而一个由美国发起、美国定调、美国主持的委员会，显然更符合其治理美学。达沃斯的签字仪式，象征意义大于制度意义，更多是一种宣告：美国可以绕开既有框架，另起炉灶。
问题在于，国际政治并不只是发起者的舞台。加沙问题本身高度敏感，牵动中东力量平衡、欧洲内部政治以及联合国长期形成的协调机制。任何试图在这一议题上“重置秩序”的尝试，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欧洲国家的谨慎，既来自对中东局势复杂性的判断，也源于对规则本身的警惕。一旦参与一个明显削弱联合国权威的机制，意味着对现行国际秩序作出实质性让步。
法国、挪威、西班牙、新西兰的选择并不激烈，却极具指向性。它们并未否认参与和平努力的意愿，而是拒绝加入这一具体设计。这种区分本身就是态度：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和平”，而在于“谁来定义和平、通过什么程序、由谁掌控节奏”。在这一层面上，“和平委员会”的章程本身就成了最大障碍。
意大利的宪法理由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观察窗口。宪法并非临时挡箭牌，而是一个成熟民主国家处理国际承诺时的制度底线。它强调国家平等，强调多边安全机制的合法性。将这一原则套入“和平委员会”的结构，结论并不复杂。即便美方高层多次当面劝说，即便在冬奥会这样充满象征意义的场合反复沟通，罗马依旧选择保持原有立场。这种克制并不激进，却异常坚定。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可能出席会议，反倒强化了这一对比。欧尔班近年来在欧盟内部本就以“异类”姿态存在，与布鲁塞尔在法治、价值议题上摩擦不断。他的参与更像一种政治姿态，而非欧洲整体态度的转向。这种差异提醒人们，“和平委员会”吸引的并非广泛共识，而是零散支持。
从更大的背景看，美国此举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华盛顿在多个领域尝试构建“平行机制”：从安全联盟到经济规则，再到技术标准，核心逻辑始终一致——以美国为轴心，缩短决策链条，减少外部制衡。“和平委员会”只是这一趋势在冲突治理领域的延伸。它试图将复杂的国际问题压缩进一个可管理的政治框架，却忽略了多边秩序本身的韧性。
加沙重建需要资金、协调与长期承诺，更需要被各方认可的合法性。没有这一基础，任何委员会都难以跳出象征层面的运作。欧洲国家的冷淡，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中东事务，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联合国及其衍生机制之内。那里或许效率不高，却依然是多数国家愿意承担责任的场域。
会议即将召开，议程仍在商讨，参与名单悬而未决。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构成了对“和平委员会”前景的隐喻。它展示了美国政治意志的强度，也暴露了国际社会对权力再分配的警惕。和平并非口号，也不是签字仪式可以自动生成的结果。当制度设计无法获得广泛信任，冷场并非意外，而是一种理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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