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家住山西省陵川县西街兴仁巷的32岁青年葛秀魁在家帮人裁剪衣服。作为裁衣工人的他,就靠着给人裁剪衣服养活一大家子人。自从日军盘踞陵川之后,沦为亡国奴的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炼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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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有个叫井下信士的日本人住进了葛秀魁家的隔壁。井下信士当地人都认识他,人们都称呼他“毛太君”。这个日本人明面上是个商人,实际上是日本军方的经济特务,有很深的军方和特工背景。井下信士住进隔壁后,将隔壁的四五间房子开起了酒饱食堂。

井下信士开设的这家专供日本人吃饭的“食堂”,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慰安所”。在当时很多日本人开设慰安所,用的全都是这种伎俩,明面上是开餐厅、开澡堂子,实际上是专为日本军官们服务的特殊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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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秀魁家与井下信士的“食堂”,仅仅间隔了一堵围墙,爬上围墙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对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平日里日军在对面说话的声音大一些,葛秀魁都能听得很清楚。葛秀魁知道井下信士不安好心,于是时不时攀上墙头朝慰安所这边偷看,或者偷听日军在隔壁的讲话。

“食堂”开张之后,井下信士不知从何处弄来两个年轻的中国妇女,专供来这里的日本军官消遣。这两个年轻的妇女来自何处,是如何来到这里的等等,这些情况都不清楚。她们在这里“服务”日本军官,过着悲惨且耻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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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妇女便不知所踪了。葛秀魁再也没有听到她们的哭声,偷偷爬上墙去看也找不到她们的踪影了。到了当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又抓来了7个女人,其中有一个葛秀魁认识,她是城西关的女娃都某某,当时的她才16岁。其余的女人都是从高平抓来的,葛秀魁只听到了他们的来历,没有听到她们叫什么名字。

这7个女人到来后,日夜饱受日本军官的折磨,有时日本人一来就是20、30人,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到周末的时候,日军要在这里过夜,喝酒伴随着大喊大叫一直到天亮。有的下级军官醉酒后为争抢女人发生打斗,刺伤了同行的日本军官。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日本人为了颜面谎称是战伤,这些情况都被葛秀魁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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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一天,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又听到有日军拍手大笑,对面的动静闹得非常大。葛秀魁再次爬上围墙,俯身从墙缝里往对面院子看去。葛秀魁看到了日军的禽兽暴行,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

只见在院子的正中间有一把椅子,一个年轻的妇女没有穿裤子,躺在这把椅子之上,有一个日本人从妇女的身体里取出一块像棉花一样的东西来,上面染上了很多鲜血,这名妇女痛得放声大哭。这是日军在为她治病?还是在残害她的身体?也许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吧。因为围观的一群日本兵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有的人甚至还拍起了手掌。

日军对这些妇女的摧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日本兵不像是人类,倒像是披着人皮的凶残野兽。他们不应该归为人类,应该归为没有开化的兽类。这样的惨剧不断在上演,一直到日军投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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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投降后,葛秀魁的这段经历成为了日军暴行的铁证。他将这段见闻作为证词说出,将罪大恶极的“毛太君”井下信士送上了刑场,连带井下信士的上司村山隼人(日军陵川分遣队队长)被判了10年徒刑。

时隔多年之后,葛秀魁仍然还记得这段往事,记得当天发生的事情。他告诫后人永远不要忘了这段屈辱的历史,只有牢记屈辱才能够不会懈怠,才能避免这种耻辱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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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中央档案馆藏档案,档案编号:(119—2—41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