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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次读书会 —

《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

2026年4月22日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举办第十一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线上读书会。本次读书会围绕邓启耀所著的《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一书展开。张明慧同学担任主讲人，杨静同学担任主持人，艾莉娅同学、郭丽佳同学与顾展鹏同学担任评议人。民俗学专业多名硕博生共同参与研讨。

一、领读分享

首先，张明慧同学从本书的核心理论框架切入，阐释了巫蛊作为中国文化历史暗流的研究逻辑起点。她指出，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巫蛊并非前现代社会遗留的封建迷信，而是在中国社会长时段发展进程中被不断建构的文化实践。民间信仰、权力运作与集体心理，在作者的视野中均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梳理了本书的核心论断：巫蛊绝非仅为民间社会应对未知世界的精神寄托，其本质是一套实现权力倾斜的运作机制，通过污名标签赋值、群体边界划分与社会性排斥，完成社会权力结构的再生产。就民俗学研究而言，作者将巫蛊文化视作宫廷政治与民间日常生活互动的核心机制，反对将其简单化约为落后的信仰残余。

围绕巫蛊的民俗实践形态与社会表征体系，张明慧同学结合书中田野案例，系统分析了巫蛊信仰的具体实践逻辑与身体污名的生成机制。书中打破了“巫”与“蛊”的传统概念分野，明确二者在民间观念与实践中深度绑定，其核心属性是可被人为操控的超自然技术，核心社会功能是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不幸事件提供可归因的行动载体，这一界定也将巫蛊与一般性的超自然信仰作出了本质区分。民间巫蛊基于制作方式、功能属性形成了完整的分类体系，背后折射出基层民众对世界的底层认知逻辑。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民间巫蛊指控高度集中于女性群体，这一现象根植于男权社会“女性不洁”的文化偏见，女性作为村寨社群中的外来者与权力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天然成为社会矛盾转嫁的替罪羊。书中泸沽湖摩梭村寨的田野案例显示，被指认“有蛊”的家庭会遭受全村世代性的社会孤立，污名具有鲜明的代际传递特征。而傣族村寨中被污蔑为“琵琶鬼”的女性，在污名的内化中彻底丧失自证的勇气。这些鲜活的案例深刻揭示，巫蛊污名的规训力足以穿透行政权力与现代教育体系，成为底层社会中难以撼动的刚性约束，甚至引发社会性孤立、身体迫害乃至自杀等极端后果。民间巫蛊叙事已形成稳定的文化母题，其核心社会功能是完成社群内部“自我/他者”的边界划分；而由诊断、治疗、预防三重环节构成的解咒体系，则形成了民间社会应对巫蛊恐慌的完整实践闭环。

在巫蛊的权力运作逻辑与符号建构机制层面，张明慧同学指出，巫蛊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形成跨越千年的社会穿透力，核心在于权力体系对信仰符号的系统性操控，由此也形成了巫蛊与权力深度绑定的多重建构形态。具体而言，其一，宫廷巫蛊的政治工具化。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是巫蛊成为皇权斗争工具的典型代表，掌权者以巫蛊之名行清除政敌之实，酿成了波及数万人的政治惨案。后世宫廷政治中的厌胜之术、军事行动中的诅军仪式，均延续了这一逻辑，巫蛊由此成为传统权力斗争中成本极低、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武器。其二，民间社会的污名化权力再生产。在基层社群中，巫蛊标签成为实现群体排斥、资源争夺的工具，社群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与集体焦虑，通过巫蛊指控被系统性地转嫁至边缘群体，最终形成并强化了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压迫。其三，群体性迷乱的生成与扩散。本书创新性地将精神医学领域的“意识状态”概念拓展至群体层面，指出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极易催生群体性癔症，而社会性的巫蛊恐慌，本质上正是社会结构失衡与心态失序的外在表征。其四，巫蛊标签的双向性使用。巫蛊并非仅为掌权者实施社会控制的单向工具，边缘群体也会主动认领“放蛊者”的身份标签，以此为自身构建起具有威慑力的保护屏障，这一过程也形成了权力博弈的双向互动。总体而言，围绕巫蛊展开的符号建构与权力博弈，深刻折射出传统中国社会中，阶层、性别、族群之间围绕话语权展开争夺的复杂社会图景。

最后，张明慧同学梳理了巫蛊文化的当代转型路径，并阐释了其为民俗学研究带来的范式拓展。从网络施法、玄学消费到都市日常中的仪式化实践，传统巫蛊信仰在数字时代完成了形态重塑，演变为全新的“赛博巫术”，其传播载体、实践逻辑与社会功能均完成了现代转型。这一过程清晰地表明，巫蛊文化并未随着现代科学的普及而消亡，反而以全新的形态深度嵌入现代日常生活。这一发现也为民俗学研究打开了全新的场域，推动传统信仰研究的视野，从乡土社会拓展至数字时代的活态民俗考察体系之中。

二、对话与讨论

艾莉娅同学结合张明慧同学的分享指出，文化并非独立于个体身心健康的外部环境，而是深度渗透于健康认知、心理调适、躯体反应与社会适应全过程的核心变量。邓启耀先生坚守民俗学参与式观察的核心方法，以西南少数民族巫蛊民俗为田野切入点，具象化呈现了文化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完整路径。她认为，巫蛊民俗构建的认知体系具有鲜明的双向性：消极层面，污名化标签引发文化性应激反应，群体性排斥转化为持续性心理创伤，最终形成心理到躯体的恶性循环。积极层面，除蛊祭祀、祈福等仪式化实践为民众提供了负面情绪的规范宣泄出口，成为特定文化语境下个体维系身心平衡的重要载体。她指出，书中的当代案例也极具现实观照价值，既呈现了民俗身心调适功能的现代世俗化转化，也揭示了其异化衍生的身心与社会双重危害。其核心学术价值在于，以巫蛊这一隐性民俗为样本，推动民俗学与医学人类学、文化心理学的跨学科融合，突破了传统民俗研究重形态描述的局限，深刻揭示了民俗对个体与社会的深层作用，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学术方向。

郭丽佳同学认为，本书的民俗学启发性在于，它将巫蛊从传统的迷信猎奇领域，扩展至宫廷斗争、民间规训、网络实践等政治日常生活，同时兼顾自上而下的“权”与自下而上的“俗”。研究必须超越精英政治和底层民俗的二元框架，既要关注巫蛊符号在权力结构中的生成，也要关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受、改造与抵抗，这与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视角高度契合。这种视角下的巫蛊文化是权力运作与日常生活互动的机制，文化堕距让巫蛊在传统与现代间形成张力，既揭示社会压迫与差异，也呈现群体调适与共生。郭丽佳同学还就巫蛊与性别权力讨论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指出巫蛊成为男权社会转嫁矛盾、压迫女性的工具，当代则转为个体情绪宣泄的载体，这一转变是社会权力与群体心理的深刻变革。

顾展鹏同学指出了巫蛊文化和一系列边缘群体、历史记忆的建构本质。他认为，书中指出巫蛊标签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群体叙事、污名传递、权力操控被建构出来，这些信仰实践在凝聚群体共识的同时也制造了社会边界。传统社会的巫蛊指控主要局限于女性、外来者、底层民众等边缘群体，精英阶层被排除在外，污名化并非全民性的。这一系列现象启发我们反思何谓民间信仰，有多大一部分是被权力和叙事所塑造的集体记忆。最后，当我们把视野拉回当下，我们的各种社会标签与身份认同又有多少是被仪式和符号不断塑造的，这一思考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三、结语

本次读书会围绕《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一书展开交流，同学们从研究框架、权力运作、文化过程与建构思维等维度，回顾了书中描述的各种民俗、社会现象，并对其中体现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展开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学科将继续通过此类读书会，搭建开放、思辨的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敬请期待后续系列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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