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经外科之父
哈维·库欣传
[加]迈克尔·布利斯 著 杨远帆 邢妍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4
ISBN：9787108083043 定价：65.00元
【内容简介】
这部传记是首部全面讲述美国医学泰斗、脑外科历史巨擘哈维·库欣辉煌一生的作品。加拿大知名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迈克尔·布利斯通过珍贵档案、日记及病历，展现了库欣波澜壮阔的职业生涯与丰富人生。书中从库欣视角回溯了美国外科手术崛起历程。库欣20世纪初研发的革命性技术，使精准开颅、切除肿瘤成为可能，成功率远超以往，他与团队共创治疗两千余例肿瘤的惊人纪录。同时，他也是脑垂体研究权威及内分泌学先驱，还因撰写医学人文之父威廉·奥斯勒传记荣获普利策奖。这部传记不仅是库欣的权威记录，更是一部医学探索与挑战的史诗，生动展现了他的非凡人生与卓越贡献。
【作者简介】
迈克尔·布利斯（Michael Bliss）
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多伦多大学备受尊崇的教授。他撰写了众多在医学史领域屡获殊荣的书籍，其中包括《胰岛素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sulin）和《医学人生：医学人文之父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 A Life in Medicine）。作为加拿大最杰出的医学史家之一，他荣获了加拿大勋章以及加拿大皇家内科医师及外科医师学院的荣誉院士称号。
译者简介
杨远帆
医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获医学博士学位（MD），师从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王任直教授。后赴美国杜克大学脑肿瘤中心深造，研究脑肿瘤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师从美国脑肿瘤学者Darell Bigner教授，获理学博士学位（PhD）。毕业后获选入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神经外科培训项目，继续从事脑肿瘤方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
邢妍
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内科主治医生、临床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曾在《磁共振杂志》（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应用临床医学物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Clinical Medical Physics）等学术期刊，以及美国内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美国医院医学学会（Society of Hospital Medicine）等机构举办的学术大会上发表文章与综述，著有The Fluorescent Protein Revolution（《荧光蛋白革命》）一书（合著）。
【目录】
外科之父库欣的医学人生 郎景和
前言
开篇：将军遇上外科医生
第一章 西储之光：克利夫兰库欣家族的崛起
第二章 耶鲁岁月：塑造精英学子的非凡之路
第三章 哈佛深造：成为顶尖外科医生的磨砺
第四章 成为医生：美国外科界的璀璨新星
第五章 脑部探索：通向大脑的窗口
第六章 开启密盒：神经外科的诞生
第七章 垂体之谜：深探脑下腺的奥秘
第八章 出现转折：告别平静的生活
第九章 为国出征：库欣医生上战场
第十章 战地医生：在帕斯尚尔的岁月
第十一章 父子之情：比尔与哈维
第十二章 挚友师徒：约翰逊与鲍斯韦尔
第十三章 冲向终点：在布里格姆的最后时光
第十四章 回到耶鲁：皇家教授的晚年时光
结语：库欣的精神遗产
注释与资料来源
致谢
译后记
【选摘】
开篇：将军遇上外科医生
1898年，南美的古巴群岛尚处于美国军事占领之下。有一天，那位美国驻古巴总督、高大魁梧的伦纳德·伍德将军（Leonard Wood）在伏案办公时猛然起身，一头撞在了屋顶垂下的吊灯上。伍德将军当即撞晕过去，几分钟后才清醒。他不自主地摸摸脑袋，发现头顶出现了一个鼓包。除此之外，他没有太在意这次小事故。
伍德将军既是一位狂热的体能训练爱好者，又曾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因此他对自己的健康十分自信，偶有微恙也不甚在意。为了改善古巴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他常年忘我工作。在他担任古巴总督的任期内，通过大规模的灭蚊战役，使古巴群岛根除了曾经肆虐的黄热病疫情。这被认为是美国管制带给古巴的一份厚礼，而伍德总督在其中厥功至伟。而伍德将军头顶出现的包块虽未增长，但始终没有消失。
伍德将军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志趣相投的亲密战友。伍德曾在领军追击印第安首领杰罗尼莫（Geronimo）的战役里立下赫赫战功，被授予国会荣誉奖章，之后又被罗斯福任命为驻古巴“莽骑兵”军团的总司令。1901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任命伍德将军为菲律宾军政府的第一任总督。美西战争中，美国从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和古巴群岛，美国人诙谐地称之为“辉煌的小战役”。战后，伍德成为美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总督。从此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显露锋芒、争夺霸权，伍德将军也成了开疆拓土的重臣。
而在1901—1902年，伍德将军赴菲律宾履新后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左腿活动不便，常常不听使唤，走路时左腿也始终拖后。刚开始他努力让自己不去在意，但随后出现了左手麻木的新症状。为了努力让左侧肢体恢复运转，他强迫自己练习用左手刮胡子和扣扳机。可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多次出现了左腿抽搐的症状，后来左胳膊和左侧胸肌也出现了症状。伍德感到自己可能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癫痫，于是他随身携带一小瓶氯仿。这是一种预防癫痫的镇静药物，通常闻一下即可阻止发作，但有一两次他甚至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就出现了晕厥。伍德本人极不情愿告病，而且政府恰处于镇压菲律宾原住民起义的繁忙关头，但最终他还是被强制带去就医。医生认为他的问题根源在大脑，可能和颅骨偏右侧正在扩大的骨性包块有关。
1905年，伍德不得不向波士顿著名的外科医生亚瑟·卡伯特（Arthur T. Cabot）求助。卡伯特医生拥有无可挑剔的行医经历与显赫的社会地位，他对伍德先生的头部实施了手术，通过在颅骨钻孔，取下了凸起的肿块。而这片颅骨底下，还带着一个嵌满砂砾样颗粒（又称为砂粒体）的肿瘤。卡伯特医生小心翼翼，没敢切开裹着大脑的一层硬脑膜。对于外科医生而言，除非迫不得已，谁都不敢触碰大脑，因为曾有前辈试图闯入禁区后，病人就再也没有活过来。
伍德将军接受了卡伯特医生的手术，但很遗憾，术后症状并没有缓解。于是他又向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维克多·霍斯利（Victor Horsley）求助。霍斯利是大英帝国的颅脑外科手术权威，然而他也未能确诊伍德的疾病，也无从给出更多建议。无奈之下，卡伯特医生建议伍德去巴尔的摩，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找一位名叫哈维·库欣的美国医生，此人虽年轻但却是大脑外科手术方面的专家。
1909年春天，库欣医生在诊室仔细查验了伍德将军的病情。在他的建议下，伍德又接受了另外两名美国医学界权威医师的会诊，他们分别是塞拉斯·韦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教授和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教授。两人曾被奉为美国医学界具有传奇色彩的元老和神父，库欣则是两位教授的门徒。
面对伍德的病情，几位医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在诊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缺乏有效的手段来看清伍德将军的颅内发生了什么。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影像技术是X射线，它仅能对骨质进行成像，而不能对机体的软组织（例如大脑）显影，因此无助于观察颅内病情。根据伍德的症状和表现，医生们推断有某种位于硬脑膜之下的病变影响了大脑功能，而卡伯特的手术并未达到这一深度。颅内的病变也许是一个陈旧的囊肿，也可能是一团已分解的血凝块，而后者有可能是在那次撞击吊灯时产生的。反之，由于伍德将军在病程中没有出现过脑肿瘤相关的典型症状——头痛、头晕、视力受损等，医生们推断这个病变可能和卡伯特医生摘除的脑肿瘤无关。
库欣医生也曾提出手术探查的可能，但是没有勉强患者，因为即使凭借他专攻神经外科这些年来发展出的革命性技术，手术风险依然很大。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病例。而即使在更熟悉的情形中，也出现过一系列不好的结果，甚至有数位患者在试图切除肿瘤的过程中死亡。说实话，他找到肿瘤并顺利切除的成功率十分有限。由于伍德将军精神状况尚好，体能依然充沛，因此医生们均谨慎地建议他采取保守治疗策略。伍德将军同意后，库欣医生也松了口气。那个夏天，作为医生的他曾灰心丧气地对妻子说：“幸好他的手术被推迟了，因为我最近碰过的病人都死了。”
1910年初，这位即将升任陆军参谋长的美国高级将领，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在障碍赛里跟上他的队伍了，并且骑马时常常处于快要跌下的危险境地。伍德将军只好给库欣发去电报，说不论有多大风险他都想要接受手术。于是他在2月4日被静悄悄地收住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翌日，库欣医生运用全身麻醉，打开了他的头颅。
他切开将军的头皮，在颅骨钻孔并锯开，最终得以在颅骨穹隆部打开一块骨瓣来显露硬脑膜。由于受到严重出血影响，这一过程极其艰难。库欣按压这块硬脑膜，发现它异常地硬，于是认定那下面一定长了什么东西。他除去更多的颅骨，以尝试评估病变的大小，然后切开了硬脑膜。他似乎瞥见里面长了什么东西，但面对持续涌出的鲜血，库欣也焦头烂额，只能狼狈地决定中止手术。他缝合硬脑膜，插入引流管以防止出血淤积，最后将颅骨部分复原，缝合头皮。
伍德将军挺过了麻醉和失血的考验，恢复良好，于是四天后库欣再次尝试了手术。起初他只采用了局麻，因为他已经打开了通往大脑的切口，而大脑本身对痛觉很不敏感——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当他把硬脑膜翻折时，伍德将军的大脑从开口处膨出，库欣一眼便看见了肿瘤的边缘。但是由于在大脑边缘穿出的微小血管不断出血，他不得不用一把接一把的止血钳来尝试控制出血，他意识到这个情形最好还是让将军全麻昏睡。“很显然，接下来的情况将十分绝望，”库欣在手术记录中描写道，“最好准备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于是我们再次注射了氯仿。”
库欣在过去8年的时间里已进行了数百例开颅手术，但成功切除肿瘤的例子大约仅有10次。当他仔细查看伍德脑部的肿物时，最初考虑可能是胶质瘤，再加上脑组织本身极度变形，严重破坏了这个器官，库欣甚至考虑了放弃手术计划，让病人走完他悲惨的命运。但他同时意识到，即便不能切除肿物，他至少还能做一点基本的姑息治疗，就像他常常为其他患者所做的那样。这或许可以降低伍德将军颅内的压力，创造一些空间，以使肿瘤在要了将军性命之前，可以再多生长几个月或几年。库欣写道：“带着些许迟疑，我继续了手术，心想如果去除硬膜，并将覆盖在原发肿瘤上的骨岛完整切除，或许能有机会将这个潜在的巨大肿瘤挤出些来，从而将延缓颅内高压症状的出现。”
令人惊讶的是，随着肿瘤组织本身膨胀并进入他的手术野，库欣发现他可以沿着肿瘤的边界逐步游离，先从一处开始，再到另外一处，缓慢而仔细地将肿瘤剔出，并与健康组织分离开来。最终，他成功将整块肿瘤向上撬起，探及肿瘤最深处靠近伍德将军大脑矢状窦的部分，将肿瘤蒂连根切断，再完整取出。而这个马铃薯形的肿瘤重约6.5盎司（约184克）。
然后，库欣医生开始耐心地从手术腔隙撤出，并沉着应对沿途的残余出血。最终他成功控制了局面，把肿瘤切除后的空腔用生理盐水填满，放置引流管，关闭硬脑膜，最后放回骨瓣并缝合了头皮。这台手术一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对那个时代的外科手术来说简直长得不可思议。后来有坊间流传说，亚瑟·卡伯特在观摩这台手术时，每隔一段时间就走出手术室，告诉家属将军与病魔奋勇战斗到了最后，他表现得非常勇敢——而他当时讲这些话时，用的都是过去式。
当伍德将军恢复神智时，他的左侧肢体完全瘫软，并出现了即将抽搐的样子。好在这些症状很快缓解，而手术切口愈合良好，没有出现感染或意外。最终万幸的是，库欣医生切下的肿瘤没有向大脑深部生长，经证实，这是一种罕见的缓慢进展型脑膜瘤（这是库欣在大约12年之后命名的术语）。它在外观上和之前卡伯特已经切除的外层肿瘤一样，却从大脑之间的包膜向内生长，并已经侵犯到鼻窦和骨腔，却尚未穿透最内一层脑膜进入脑组织本身。肿瘤为良性，只有在库欣未能完全切除的情况下才可能复发，即便那样，在数年内也不会有问题。
术后当晚，哈维·库欣和妻子在家，这时门铃响了，哈维发现另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休·斯科特（Hugh Scott），站在门前台阶上。斯科特将军说他已经在街上来回彷徨了一整天，极度焦虑和不安——他就是迫切想知道他的战友和导师伍德将军是否安好。库欣医生把将军请进家，巧合的是，斯科特竟然在很多年前与著名表演家威廉·科迪（William F. Cody）同行的一次西部之旅中就与凯特·库欣（Kate Cushing）认识了。斯科特将军和他们畅谈起了狂野的西部，从水牛比尔又聊到伍德将军和脑外科手术，大家意犹未尽，直聊到快午夜才分别。
伍德将军真是一位心急的病人，在术后才几天就开始站立行走，很快就能自己系鞋带，最终在第一次开颅手术1个月后顺利出院。库欣在记录中写道：“将军带着他一贯的充沛精力，迅速恢复到工作中，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唯一留下的是左脚行走还有点跛足，但丝毫不影响他继续推动美国陆军现代化的使命，这使得美军为随后在欧洲的重大战争做好了准备。
1911年，伍德将军还邀请了哈维·库欣和夫人凯特作为嘉宾观看了陆军和海军的橄榄球赛。在美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能在一场盛大比赛中获得一个好座位都是极高的礼遇。库欣对这位美军领袖十分钦佩，毕竟他和同僚们为国效力，也让世界变得更好，尤其是将公共卫生事业带到了相对落后的国家。
这场救了伍德将军一命的手术，也是哈维·库欣外科生涯中最为成功的手术之一。要知道在 1910 年，能够打开伍德将军头颅而不让他死在台上的外科医生也屈指可数。没有人做这样一台手术的成功率能赶得上库欣，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在颅内手术方面赶上他的才能和把握。在他对伍德将军进行手术前的6年时间中，哈维·库欣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展了一系列的专业技术，使他成为 20 世纪神经外科之父。
在伍德将军的手术后不久，库欣被任命为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的首席外科医生，而这所新建的医疗机构乃是哈佛大学乃至波士顿的新标杆。他和家人从此搬到了波士顿生活，在这里工作直到退休。那时候，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脑外科医师，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贝比·鲁斯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时代，最受尊敬的美国医生。库欣相当确定，亚瑟·卡伯特在观摩伍德将军这台手术后大为吃惊，正是他力主邀请库欣加入波士顿的医学权威圈。“他可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手术，”库欣回忆道，“我见得也不多。”
库欣在波士顿行医生涯中，共挑战过两千多例颅内肿瘤，病人也各种各样，有富人有穷人，有黑人有白人，有男人有女人，绝大多数病人可没有伦纳德·伍德将军那么有名。桃李不言，他带出的一批弟子也逐渐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医疗中心建立起神经外科病房。在他事业正盛时，也作为外科医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完成这次极其疲惫和绝望的军旅生涯后，他也找到时间给自己的朋友和榜样——威廉·奥斯勒爵士撰写了一部两卷长的传记。这部书为他赢得了1926年的普利策奖，也成为这类题材的经典之作。库欣的一言一行，不论在手术室、门诊、期刊、专著还是讲坛上，都深深影响了开创美国现代医学的一代人，他用手术刀和钢笔推动了神经外科专业在全世界的演变。那些赞美之词——一位伟大的开创者、巨人、英雄和传奇——用来形容库欣的确很恰当。
库欣和伍德将军都是杰出的美国人物，可以说他们的工作都帮助改变了当今的世界。从长远看来，库欣的影响甚至比伍德还要大——或许同样充满戏剧性，但少了很多争议（伍德本人既因为抗命受过惩处，也积极竞选过总统，并且被他的门徒麦克阿瑟将军视为楷模）。似乎在库欣和伍德将军那个年代，美国各行各业的领袖，包括罗斯福家族，都有着许多共同点：雄心壮志；无限的内驱力；恪守职业道德；热衷于自我提升和严苛要求；又带着一点美国式的骄傲和沙文主义；对生活极大地热爱。
外科成就的背后，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仅是库欣本人，还有夫人凯特·库欣，甚至还有他们的女儿，贝齐（Betsey）、玛丽（Mary）和芭芭拉（Barbara）——尽管关注过著名的库欣三姐妹在20世纪40和50年代显赫的职业生涯的人，都会发现她们所关注和享受的，只是对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最大化。伦纳德·伍德将军的矢状窦旁脑膜瘤也最终致命。尽管库欣突破性的手术给伍德换来了许多年的健康工作，使他继续活跃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但肿瘤依然复发了。1927年，当库欣再次为伍德将军做手术时，他已是波士顿著名的外科医生了，是那种每天都在创造医疗奇迹的人物。尽管这时他已对自己的医术很自信，但这一次，仍因库欣的一个失误，断送了伍德将军的性命。
要想知道哈维·库欣，一位克利夫兰医生的儿子，是怎样成为美国历史变革中一系列史诗般医疗事件的缔造者，敬请阅读本书正文各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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