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1600年前，谁在成都留下了西凉石刻？||李辉|刘裕|北凉|吐谷浑|成都市|李歆|李辉|蒲江|西凉石刻

1600年前

谁在成都留下了西凉石刻？

李辉

五一假期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我和夫人又去了一趟龙拖湾。从蒲江县城徒步登临长秋山，探访龙拖湾摩崖造像，仅需半小时便可抵达。途经龙安寺，穿过一段幽寂的林间小径，眼前豁然开朗——大片柑橘林之上，一堵高数十米的岩壁赫然矗立。岩壁下散落着崩塌的岩块，当地相传，古时有蛰龙自此破壁升天，龙尾扫塌崖壁，故而得名“龙拖湾”。走进果园里，抬头望去，我们看到了崖壁上一方题名石刻。

这方题名石刻是把岩面铲平刻成碑形，圆首方形，高130厘米，宽50厘米，风霜已将碑额侵蚀得模糊难辨。题记位于碑下方，占壁面高56厘米、宽45厘米。碑上竖刻三列文字。中列为“嘉兴元年”四个大字，右列“张仁忠”题名稍高，左列“许七忠”题名稍矮，字体在隶楷之间。

龙拖湾西凉“嘉兴元年”题名石刻图片来源：罗国建/摄

“嘉兴元年”——公元417年。彼时江南的东晋王朝年号应是“义熙十三年”，而这“嘉兴”，属于距蒲江数千里之外、河西走廊西端的西凉国。

那一瞬间，爬坡上坎后的湿热被山风拂去，耳畔似有朔风呼啸而来。我们仿佛看见，两名满身尘土的使者，带着他们的团队，从河西走廊的风沙中走来，他们为何在此刻石？是行程过半的纪念，是险途偶憩的感怀，还是向中原王朝效忠的隐秘宣誓？这块沉默的石头，骤然变成了一扇门，通往一条被正史笔墨轻轻带过、却充满生命体温的“间行”之路。而这条路，正是那条早已湮没的“丝路”上的一缕余音。

对他们而言，河西走廊是风沙，建康城是江南，而成都蒲江——正是这风沙与江南之间的“过处”。这方石刻，便是过客留给时间的凭证。

1984年，蒲江县开展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在鹤山镇蒲砚村长秋山麓的龙拖湾摩崖造像群中，发现了这通貌不惊人却意义非凡的题名石刻。

1985年7月，时任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考古学家林向教授一行在县文物干部引导下专程考察，并应《成都文物》编辑部之约，于1986年6月在《成都文物》刊物上发表了题为《蒲江龙拖湾北朝题名碑、石刻造像考察初记》的文章，将这通石刻公诸于世。

40年前，《成都文物》刊载林向教授考察龙拖湾文章图片来源：作者李辉提供

“嘉兴元年”这一纪年，是解读此石刻的关键。嘉兴是西凉国后主李歆的年号，嘉兴元年即公元417年。那时的蒲江地域还属东晋王朝的临邛县管辖，为何会出现远在河西走廊的西凉国年号？这个问题曾引发学术界的多方探讨。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这是西凉使臣“告袭位”途中的遗留。所谓“告袭位”，即新君即位后必须向所尊奉的正统王朝报备，获得册封认可，政权才算具有合法性。这并非西凉独有的执念。五百多年后，吴越国主钱弘俶即位，第一时间遣使北上，向后汉朝廷“告袭位”，请求册封。后汉覆灭，后周建立，他又立即遣使称藩，获周太祖郭威重新册封为吴越国王。对偏安一隅的政权而言，中原王朝的册封，是合法性最硬的背书——热播剧《太平年》讲述的，正是同样的故事。只不过，钱弘俶的使臣沿运河水路北上，航程两千余里，沿途驿站通途，尚有官员接应；而张仁忠、许七忠行程近五千里，沿途不少险绝之地，人烟稀少，补给匮乏，大多只能靠携行给养维系。一样的使命，却是不一样的九死一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能是河西流民的遗迹。综合分析，“流民遗迹”之说，恐难成立。流民背井离乡，刻石多为纪行怀乡，鲜有郑重题写故国年号之例；而张仁忠、许七忠以年号居中、名附两侧，正是使臣恪守正统的体现。林向教授考证指出，张氏乃河西汉族大姓之一，张氏门中出任西凉朝晋使节，身份是合适的。龙拖湾地处古道要冲，可供数十人使团休整补给，而非流民藏匿之僻径。加之李暠曾两次遣使“杳无音信”，此次出使肩负重托，刻石以记，情理之中。

龙拖湾摩崖造像仅是蒲江石窟的一部分。蒲江石窟包括飞仙阁摩崖造像和龙拖湾摩崖造像两处，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拖湾摩崖造像又包括龙拖湾、庵子岩、土地嘴、石马庵4处造像，从南北朝、唐、宋到明清共有造像35龛473尊。在龙拖湾古佛山西麓，有南北朝至唐、宋造像10龛80尊，这通西凉嘉兴元年摩崖题名碑便在其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方西凉题刻是目前蒲江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刻题记——在蒲江正式建县之前一百三十七年便已镌刻于此，其历史价值独一无二。

龙拖湾古佛山西麓，崖壁上有南北朝至唐、宋造像10龛80尊图片来源：李辉/摄

要读懂这方来自河西的刻痕，必须回到它诞生的公元417年，看清当时的历史格局。

这一年，东晋的皇帝是晋安帝司马德宗，但朝政大权早已旁落。真正掌控东晋命脉的，是太尉刘裕——后来的宋武帝。就在这一年，刘裕率军北伐，攻破长安，灭亡后秦，达到了个人权势的顶峰。后秦主姚泓兵败出降，后被押送建康处决。刘裕灭后秦之功，为他三年后代晋建宋奠定了坚实基础。

彼时，西凉使臣途经的成都，又是一番怎样的时局？

就在四年前——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刚刚完成对蜀地的收复。此前，蜀地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割据政权——谯蜀（405年—413年）。谯蜀由汉人谯纵所建，定都成都，向后秦姚兴称臣。义熙九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率军攻蜀，破成都，谯纵自缢，谯蜀灭亡。至此，蜀地重归东晋版图。

至于蒲江，公元417年尚未建县。根据《蒲江县志》记载，蒲江正式建县始于北朝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初名广定，属蒲原郡。此前，蒲江地域长期隶属于临邛县。公元417年刻石之时，此地尚为临邛县辖地，归东晋益州统管。

北方格局方面，这一年正是十六国末期诸国并存的复杂局面：西凉李歆刚刚继位，改元嘉兴；北凉沮渠蒙逊正不断用兵扩张，他是西凉的死敌，也是最终灭亡西凉的人；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听取谋臣崔浩的建议，未直接干预刘裕伐秦，转而巩固北方防线。

需要特别交代的是西凉这个政权的命运。这个从风沙中走来的政权，自称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裔——据《晋书》记载，开国君主李暠（hào）为李广十六世孙。其疆域地广人稀——从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西域葱岭，向北抵居延海，向南至祁连山，大部分是戈壁与沙漠，真正适宜耕作的绿洲有限。李暠在位时，曾迁徙两万余户充实酒泉，中原避难者更是“日月相继”，使西凉人口达到数十万之众。正是这些在乱世中艰难求存的人们，支撑着这个汉人政权在河西走廊偏安一隅。

江油市青莲镇，陇西院西凉国开国之君李暠像图片来源：李辉/摄

作为开国之君，李暠堪称一代英主，不仅雄才大略，文采亦相当了得。《晋书》载其：“通涉经史，尤善文义”，一生创作诗赋数十篇，在感情豪迈上自成一格。据《十六国春秋·西凉录》载，李暠“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赋中所咏的这棵槐树，本是前凉张骏时从秦陇移植而来，同批大多枯死，唯有此株顽强存活。李暠借此感叹僻陋偏远之地非建功立业之所，实则寄托了自己身处河西一隅仍怀雄图大略的壮烈情怀。这棵槐树后来成为敦煌一景，百姓称之为“李公槐”。

李暠又在另一篇《述志赋》中写道：“悠悠凉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身处荒凉凶险的西陲，心中却怀着对远方（江南）的向往。这份情怀，最终化作遣使“告袭位”的决心。

李暠去世后，其子李歆继位，追尊父为凉武昭王，改元嘉兴——这正是石刻上“嘉兴元年”的由来。同年，李歆曾率军大败北凉，沮渠蒙逊被迫求和。此番告袭位，既是新君向父亲的告慰，也是向北凉示威。可惜战场上的短暂胜利，并未改变西凉与北凉的实力对比。李歆也未能继承乃父之风，据《晋书》记载，他“用刑颇峻”“缮筑不止”，严刑峻法，大修宫室，百姓苦不堪言。

三年后，北凉沮渠蒙逊散布南征西秦的假消息，诱使李歆出兵。母亲尹太后以先王遗训“深慎兵战，保境宁民，俟时而动”严辞劝阻，重臣宋繇亦上谏不可，李歆一概不听，执意率步骑三万东征。两军战于怀城，西凉大败。左右劝其退回酒泉，李歆羞愧难当，泣曰：“吾违太后明敕，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见吾母也！”强令再战，结果兵败蓼泉，为沮渠蒙逊所杀。其弟李恂继位，次年城破自杀，西凉就此覆亡。

李歆实在算不上一位有为君主，在位仅三年便将父亲苦心经营的基业断送殆尽。然而，历史的吊诡，便在于此：这位未能守成的君主，其血脉却在后世达到了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的巅峰。一方石刻的牵连，已非兴衰二字可以概括。

一支是政治的血脉。其子李重耳在国破之时逃奔北魏，子孙世代为将，历西魏、北周、隋，在乱世中潜行两百年。至李渊时，这支血脉终于从关陇贵族中崛起，在长安登基，开创了光耀千秋的大唐帝国。唐天宝二年（743年），玄宗追尊李暠为“兴圣皇帝”。

江油青莲镇，李白文化博物馆展陈李阳冰《草堂集序》。李阳冰，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唐代书法家，李白在诗文中称李阳冰为“族叔”“从叔”或“季父”。李白晚年穷困潦倒时，曾投奔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李阳冰收留了他并帮助整理其诗文，编成《草堂集》并作序，对李白诗作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片来源：作者李辉提供

另一支是文化的魂魄。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按此世系推算，李白当为李歆的八世孙。笔者在江油李白纪念馆所见世系谱中，李白正是西凉后主李歆之后，与李唐皇室同宗且比唐玄宗高两辈。尽管这一说法在学术上至今存疑，也未能载入皇家族谱，但它刻在李白的诗篇中，也刻在江油纪念馆的墙上——无论真假，都已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得到东晋朝廷的认可，西凉其实早已做过尝试。早在建初元年（405年），李暠就曾派遣近侍官员黄始、梁兴为使臣，抄小路前往建康送奏表，但“黄鹤一去，杳无音信”。三年后，他又选派一位名叫法泉的僧人再次出使，同样没有回音。直到嘉兴元年（417年），张仁忠、许七忠此行，才算完成了西凉十余年的等待。

西凉使者为何不惜跋涉千里，舍弃坦途，选择南下经蜀地至建康的迂回之路？原来，当时北方正处于十六国时期，西凉的死敌北凉盘踞在东去建康的传统道路上，加之关中一带亦非坦途，为避开这些敌对势力，西凉使臣只能选择绕道四川，顺长江而下。《资治通鉴》记载，西凉李氏王朝与晋宋至少有四次外交，史称“间行”，即经由蒲江的这条南线。

其中一次正在嘉兴元年（417年），李歆即位后派遣使者前往建康“告袭位”。这支使团的规模，史书未载，但参照魏晋南北朝外交使团惯例，当有数十人之众——除正使张仁忠、许七忠外，还配有副使、译语、护卫、杂役等随行人员。他们携带给养、贡品、国书，还有沿途交易所需的物资。近五千里的漫漫长途，不可能仅凭两人之力完成。

蒲江位于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中枢孔道。他们从酒泉南下，选择的是一条被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的路线——穿越柴达木盆地，经青海湖、松潘草原。

翻过松潘高原之后，他们进入蜀地的具体路径，后人已无法确知。他们或沿岷江河谷直抵成都，在这座“东连中原、西通西域”的商埠稍作休整；或择取更隐秘的古道，自松潘南下，翻越夹金山入宝兴，循灵关道经雅安，自西而入蒲江河谷。据史书记载，李暠在位时就曾两次遣使前往建康，张仁忠、许七忠此行，不过是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

嘉兴元年（417年）张仁忠、许七忠出使路线图制图：李晓阳

我们已无法确知他们具体何时从酒泉启程，也无人知晓他们抵达蒲江时是春光烂漫还是秋叶飘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趟跋涉耗时漫长——直至次年秋天才到达建康。

《资治通鉴》留下了确切的时间坐标：“（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秋，歆遣使来告袭位，冬十月以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这一长串封号，每一个字都有分量——“都督七郡诸军事”授予对七郡的军事统辖权，“镇西大将军”是极高的武将品秩，“酒泉公”则是贵族爵位。东晋朝廷通过这套正式册封，既承认了李歆对西凉地区的合法统治，也将他纳入东晋的爵位体系。对于千里跋涉的张仁忠、许七忠而言，获得这套封号，便意味着使命的圆满完成。

从酒泉到建康，为何需要一年多？原因或有三：一是所走的吐谷浑道迂回艰险，人烟稀少，携带给养，速度极慢；二是蜀地刚平定四年，官府盘查严格，使臣需在成都滞留数月，办理通关文书、打探建康局势；三是抵达建康后，还需等待朝廷安排接见，当时刘裕刚灭后秦，朝政繁忙，使臣排队等候也是常情。以此推算，耗时一年有余，实属情理之中。

漫漫长途，每一步都潜藏着致命的危机。“冲风沐雨，载沉载浮”，李暠《述志赋》中这八字，恰似后世使臣的命运写照——迎着风，淋着雨，在生死之间沉浮不定。张仁忠、许七忠一行面临的风险有：

跋山涉水：祁连山余脉海拔三四千米，夹金山垭口终年积雪，一不留神便坠入深渊；长江三峡水流湍急，稍有不慎即船毁人亡。

强敌环伺：北凉的追兵、谯蜀的残部、沿途的贼寇，每一双眼睛都可能盯着使团的物资与性命。

疾病缠身：柴达木的烈日可致人中暑，松潘高原的寒夜能让人咳血，疟疾、痢疾、冻伤，随时可能夺走一条性命。

我们可以想象公元417年的情景：西凉使臣肩负新君重托，从河西走廊启程，穿越险峻山川，历经数月长途跋涉，终于在某一天进入这片青山绿水。回望来时的千里风沙，他们或许长舒一口气，又或许默默祈祷，这一趟，可不能再像前辈那样“杳无音信”了。

在长秋山麓，他们或许为抒发感怀，或许为纪念此行，在山壁上刻下了自己的行迹。这一行仓促的刻痕，承载的是家国所寄、九死未悔的使命——纵前途艰险、生死未卜，亦必抵达。种种因缘际会，终将河西的风沙，刻进了龙拖湾的石骨深处。

刻石之后，他们继续前行，沿岷江顺流而下，过江陵，最终抵达建康——他们的使命，还在前方。

龙拖湾西凉使臣刻石图，AI生成

他们留下的，或许不止这一方题记。林向教授曾有一个动人的推测：当西凉使者张仁忠、许七忠一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此地，万分庆幸，感谢佛祖保佑，他们承袭河西佛教造像之风，在此造像祈福禳灾，以表达对佛祖的感恩戴德之心。在龙拖湾开创造像之后，唐宋均有继续在此开龛造像。后来因山岩崩坍，北朝造像破毁，崖上却留下“嘉兴元年”的题名碑与唐宋造像并列。

纵使学界存在争议，蒲江龙拖湾西凉纪年石刻的核心价值，依旧无可撼动。作为蒲江境内最早的题刻，它本身就是一座标尺。

从佛教入川路线来看，汉代至南朝，佛教经河西走廊入川是一条重要通道。《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这支使团所走的路线正是古称“羌中道”的青海通道——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受阻，这条穿越羌人区、连接西域与蜀地的古道便成为南北交通的要冲。有学者更指出：羌中道“可能是佛教传入四川的主要通道”。这条路不仅是使臣的通道，更是佛教艺术的传播之路。

敦煌莫高窟与蒲江石窟之间，存在着一条隐秘的文化脐带。飞仙阁9号龛的金翅鸟、童子骑兽王像，与敦煌同类题材渊源深厚。这种造像的流传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佛教艺术从西域经敦煌入蜀，沿蜀道南传至蒲江的轨迹。正如美国学者安吉娜所言：“印度造像到达四川……四川艺术从未成为被动的镜子。”

在“嘉兴元年”碑刻下方大约二十多米处的果园内，还有一尊沉默的造像，等待着后人解读。这龛造像呈45°倾斜（应为石头从上方岩壁崩塌下来所致），窟内为单身造像，佛像面相清瘦，结跏趺坐而无座床，头顶平板冠冕，佛作帝王相，在四川造像中尚无例可寻。龛沿有供养人两身，左边长袖下垂，右边褒衣博带，风格与周围唐代造像迥然不同。据林向教授记述：“揆其特征，疑是十六国期间的造像”。正是这种独特的“帝王相”，引发了学界的长期争议。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联合调查，则认为其属唐代道教造像。图片来源：李辉/摄

蒲江石窟造像从南北朝延续至明清，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龙拖湾西凉题刻，便是这片文化沃土上一个至今仍在呼唤解读的历史谜题。

“嘉兴元年”四个字，在史家笔下只是一个政权纪年的寻常更迭。但在龙拖湾的石壁上，它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文明印记，是一队疲惫人马短暂歇脚时沉重的呼吸，是漂泊者对故国象征的顽强恪守，是文明在乱世中依然艰难穿行，纤细却坚韧的脉搏。

回望公元417年，那是一个英雄与名士交相辉映的时代。这一年，五十三岁的陶渊明已辞官归隐十余年，在浔阳柴桑过着“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他的“静”与使臣的“动”，恰成两种生命姿态的对照；这一年，年过八旬的高僧法显刚刚从印度求法归来，正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佛经，他西行十四年、经三十余国的壮举，与西凉使臣东行千里的跋涉，恰成镜像——一个向西求法，一个向东告袭，都在乱世中传递着文明的火种。法显带回的是梵本佛经，使臣留下的是这方石刻。归隐者的静守、西行者的求法、东去者的告袭——三种选择，都在乱世中抵达了各自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