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0日，91岁的王淦昌在北京逝世，第二年，他被中央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奖仪式上，属于他的那个位置是空的。
从1961年4月到1978年6月，整整17年，物理学界少了一个叫王淦昌的顶尖科学家，核试验基地多了一个叫“王京”的老头，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那17年里，父亲就像一个活在“信箱”里的人。
1961年4月3日，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约见王淦昌，请他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要求他放弃所有名誉和地位，断绝一切海外联系，隐姓埋名，54岁的王淦昌只说了六个字：“我愿以身许国。”
领导问他，愿不愿意改个名字，他没有迟疑，说就叫“王京”吧。
从那一天起，王淦昌这个名字从国际学术期刊上消失了，他当时已经是世界物理学界公认的顶尖人物。
1959年，他带领团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一经宣布就收到全世界100多家物理实验室的贺电，很多人都猜他会不会拿诺贝尔奖，可就在这时候，这个人蒸发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举国欢庆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王遵明隐约觉得这件事和父亲有关。
但她不敢确认，也问不出答案，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她心里更确定了，但父亲还是什么都不说。
17年里，王淦昌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他和家人通信只能用“王京”这个名字，地址永远是“某某某信箱”，孩子们问妈妈，爸爸调到哪儿去了？妻子只能说：“爸爸调到信箱里去了。”
有一次王淦昌回家，小女儿王遵明看到他走进来，愣了一下——她已经认不出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是自己的父亲了，太久没见面，父亲的样子在她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王淦昌看着女儿陌生的眼神，什么都没说。
他写诗记录过那段日子的矛盾心情，1963年刚到青海核试验基地时，他在诗里写“漏转更深未成眠，初来日夜盼东还”，说自己“日间工作神恍惚，身在滩头心在京”，一边是报国的决心，一边是对家人的牵挂，撕扯着他。
可他在诗里也写“少年身负万民望，敢将双手转乾坤”，他告诉自己，必须留下来。
那些年，王淦昌在核试验基地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54岁加入核武器研制团队，是团队里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核试验到地下核试验，他一直冲在第一线。
有一年除夕夜，他还是没回家，和邓稼先在核试验基地的帐篷里过年，两个人端着酒杯聊天，聊到动情处，邓稼先突然说：“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今天，叫你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话音刚落，两个人都哭了。
17年了，他从54岁熬到71岁，从一个享誉国际的物理学家变成一个在戈壁滩上主持爆轰试验的“王京”，没有人叫他真名，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只有邓稼先懂。
1978年6月，71岁的王淦昌从四川绵阳调回北京，担任二机部副部长，他终于可以不用再叫“王京”了，离开的时候满头乌发，回来的时候已经白发苍苍。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只说了一句话：“可以没有自己，但不能没有祖国。”
王淦昌这一生，两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在《从军行》的诗里写过一句：“不捧朝阳终不还，”他确实没有回来，直到太阳升起。
女儿认不出他的那一刻，他不解释，除夕夜和邓稼先抱头痛哭的时候，他不后悔，那些年他活在“信箱”里，活在化名里，活在戈壁滩的风沙里，可他从没觉得自己选错了。
那声巨响只持续了几秒钟，可这几秒钟里藏着王淦昌十七年不能回家的夜晚、女儿认不出父亲的那个瞬间、邓稼先叫他真名时两人抱头痛哭的除夕夜，有些人活了一辈子，名字被刻在奖杯上。
而王淦昌这样的人，名字被刻在了国家的骨头里，只是刻得太深，深到很多人看不见。1998年他走了，1999年奖章颁给了他，可他早已看不见了。但那股劲儿，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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