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花了一整个下午解出一道数学题的时候，那种快乐，能持续多久？
五分钟？十分钟？
那你能想象，有一个人花了七年时间，只为了证明一道题，然后那种快乐，持续了整整一辈子吗？王虹的那篇127页论文，从第一个引理到最后一个QED，她写了七年。七年是什么概念？七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小学生；足够一个人读完本科加硕士；足够一个网红从默默无闻到过气好几轮。而王虹的这七年，只做了一件事——证明一根针在三维空间里旋转，扫过的面积，最小可以有多小。
这七年里，她有多少次走进死胡同，又有多少次在凌晨三四点，给合作者发邮件，写一个问号？那个问号的意思是：我又推不下去了。但她没有放弃。她说，因为那个问题太美了，即使我解不出来，光是想它，就已经很开心了。
七年的快乐，七年的煎熬，最终浓缩成127页。如果你觉得这很可怕，那我再告诉你，有一个人花了十年，只为了补上一座桥。
邓煜的那个问题，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从提出到现在已经126年了。牛顿给出了流体的宏观方程，玻尔兹曼给出了粒子的微观方程，所有人都知道这二者之间有联系，但没有人能从数学上严格证明它们是一回事。邓煜做的事，就是用最严密的逻辑，从微观方程出发，一步一步推导出宏观方程，中间不能有一个跳步，不能有一个“显然可得”。他要保证每一个等号都经得起推敲。这就像让你用乐高积木，一块一块地，从地面搭到云端，不能有一块松动。他搭了十年。
十年里，他的同学去华尔街挣了大钱，他还在推公式；别人结婚生子，他还在推公式；甚至他当年的IMO战友，都已经在别的领域功成名就，他还在推同一个公式。有人问他，中间有没有想过放弃？他说：没有。因为你越是接近那个答案，它就越像一只在你手心里扑腾的蝴蝶，你舍不得松开。
然后，还有一个人。他没有七年，也没有十年。他的时间是一个省略号。他还在路上，终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韦东奕手里那个Navier-Stokes方程的问题，是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之一。什么叫千禧年难题？就是2000年的时候，克雷数学研究所悬赏一百万美元一个，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答案的问题。24年过去了，七个问题，只被解决了一个。其余六个，都在原地等着。韦东奕就是站在那六个坑中的一个旁边，手里的铁锹已经磨细了好几把。没有人知道他挖到哪了，也没有人能给他一个倒计时。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谁更难？是七年的王虹，十年的邓煜，还是时间未知的韦东奕？
我的答案是：都难。但难的姿势不一样。王虹的难，是在一座迷宫里，找唯一的出口。每一个岔路口都像是对的，但绝大多数都是死路。她的七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试错。邓煜的难，是修一座桥。从岸的这一边修到那一边，每一步都不能踩空。他要确保他的数学结构，能撑得住这座桥的重量。韦东奕的难，是挖一口井。没有人知道水源在多深的地方。他可能明天就能挖到，也可能一辈子都挖不到。他的难，是面对“可能一无所获”的勇气。
这三种难，你觉得哪个更可怕？坦白说，我觉得韦东奕的最可怕。迷宫和桥，再难，它总有一个终点在那。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你的每一次挥镐，都不知道是在接近水源，还是在做无用功。这种不确定性，足以逼疯一个正常人。但韦东奕不是正常人。
他不需要倒计时，也不需要进度条。他只需要一个能让他静下心来挖井的环境。而北大，给了他这个环境。所以请不要再用王虹和邓煜的七年和十年来催促他了。他有自己的时间线。他的那块怀表，和我们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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