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访石亭，一场“05后”与“50后”的面面相觑|大伯|家祠|李天扬|李永明|石亭|祠堂

采访写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周好雨孔陈杰王沫恒
采写指导：新民晚报记者李天扬

横山陈碧，水田漠漠。复旦学子，二访石亭。

今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追随大师，暑期望道”石亭调查团队再次来到安徽黟县石亭村。古村静默在皖南烟雨里，一如初见模样。不料，调研第一天，师生们的心灵便遭受了时间无情的暴击：去年与学生们侃侃而谈、在报道中活色生香的“鸭大伯”和老支书，竟已相继作古。

在村委会潮湿闷热的调解室里，当石亭村党总支书记钱龙说出“他不在了”四个字时，原本流动于脑际的诗情画意，瞬时凝成庄重的紧迫感。张思源回忆起去年在“鸭大伯”家与之对谈的情形，“真想不到，去年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云雾缭绕的石亭村（无人机拼接照片，7月8日摄）

7月6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走进石亭村准备入户调查

在理论的失重中落地：

走进真正的田野

出发前，团队做了充足的准备，然而，还是很快遭遇了方言、代沟的横阻。“我们全家都在‘红酒’住。”刚满20岁的刘苏乐连蒙带猜，“红酒？是哪里的红酒厂吗？”“不是！‘红酒’嘛，浙江‘红酒’嘛。”最终，刘苏乐还是在带队老师的提示下，才明白“红酒”原来是“杭州”。

当1938年出生的吴松富老人坐在传自清代的祖宅堂屋中，与2007年出生的陈希畅聊起年轻时在湖州当通信兵的经历时，同为湖州人的陈希畅惊喜非常。本以为能就此打开谈话局面，但小陈很快失望了：除了“九八医院”这个旧地名外，二人便再无可供交流的记忆和经验。

7月10日，业界导师韩雨亭（中）和学生周好雨（左）、陈希畅在访问村民汪来财

“可能是做学生的‘惯性’吧，习惯问完一个问题后，等着对面滔滔不绝地讲，而一卡壳就想靠问卷，结果，越依赖越卡壳。”本科三年级的王沫恒这样反思自己“最尴尬”的一次入户经历，“不然我也不会明知朱爷爷是‘五保户’，一时情急却问出‘老伴身体怎么样’了。”带队老师王迪则观察到这样一个细节：同学们总是在告辞时，才把准备好的小礼物拿给老人，“这其实是很‘商务’的行为方式，在这儿，顺序得倒过来，一进门就把礼物递上去，像过年走亲戚一样”。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王沫恒（右）、江蕴琪（左）在访问村民刘丽珍

当同学们试着扔掉问卷上那些抽象的名词和笼统的概述，用“今年茶叶卖得怎么样”“村里的路好不好走”代替“您对某项助农政策怎么看”“您觉得村子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时，老人们变得热情又健谈起来；当同学们抛开固定问卷，而是从对话中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话口”时，一句“化肥又涨价了”的抱怨，便可能牵出一家人的土地流转情况、家庭收支结构；当同学们来到田间地头，“种了几亩地”“地里有些啥”之类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答案，和农民在农田里聊农作物，简直像呼吸吐纳一样自然。

“从一开始尴尬的面面相觑，到后来几乎有点推心置腹的感觉了，这就是收获。”项目负责人李泓冰老师如是说。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右）在边上观察学生王沫恒（右二）、江蕴琪（左一）访问村民刘丽珍

在时代的尘嚣中回望：

物与记忆的互证

起初经常“既接不上话，也不知道该问啥”的孔陈杰，在老师的引导下听完近十个村民的人生故事，总结出一个很实用的经验——生于同一个年代的人总会有些相似的经历：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对“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有深刻印象；跟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提“文革”“大包干”，大概率会打开他们的话匣子。

带队老师吴琳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不要不好意思，多问他们要‘物证’。”回忆会模糊，但老物件依然如故。当周好雨在余大叔一尘不染的现代化住宅中看到那台保存细致但仍难免落灰的收录机时，就像亲身踏进了那段热闹非凡的“南下潮”。上世纪80年代末，才20岁的余师傅去广州的电子厂里从事电器维修。这段经历培养了他对音乐的爱好，“那时候我们厂生产一盘磁带叫‘世界名曲’，真好听！”余大叔对那台珍藏了三四十年的双卡四喇叭的星球牌收录机的性能如数家珍，“当年好贵哦，七八百块，顶一年的工资哦”。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长久不用的机器有些破旧，但拨动开关，红绿彩灯仍能交替闪烁。周好雨仿佛看到穿喇叭裤和花衬衣、戴蛤蟆镜、提收录机的余大叔，在“粤漂”的青春岁月里狂欢。

7月10日，业界导师李天扬（右）和学生们在访问村民韩青

大学生白溯然、李嘉欣和鲁静怡对“物”的重要性体会更深。她们是第二年来到石亭的，比起新成员出于新鲜感的开放式提问，带着更明确目的重访石亭的她们在调研时显然有的放矢得多。“在去年的走访中我们发现，‘媒介’本身就是一个展现历史变迁的好渠道。”白溯然描述道，“当时我们和老人们聊天，经常涉及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村里公共广播的使用频率、村民娱乐方式的变化。所以我们就以‘媒介变迁’为题，申请到学校资助的科研项目。”

鲁静怡说：“从具体的东西切入，访谈会更容易聊下去。”那天，她们走进一户钱姓村民的家，一眼看到房顶上趴着圆圆的“白盘子”。“我们大概猜到这就是‘电视卫星锅’。”这个“锅”成了三位同学缕析户主钱大伯人生故事的“线头”，他一路从“看电视要架天线”说开去，自述是当地最早买电视机的人，在1986年花三四百块钱买了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因为山区交通不便、网线不通，政府免费给安电视的人装了‘小锅’，能收四十多个台，连香港的电视节目都能收到。晚上很多人跑来家里，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二三十人，大家一起看电视新闻和《霍元甲》。”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右一）和学生在丁兆珍家访问，翻看老照片

“这件事我们在别的村民那里也得到过验证。”李嘉欣回忆，自己在连续两年入户走访后，已经学会“多方信源互证”。他们向一位马姓村民谈到“卫星锅”的使用情况，他证实村里大概有六成人家装过卫星锅。但对卫星电视能收到境外电视信号这件事，马大伯却展现出与钱大伯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大伯说，‘我可不看！’我问他为啥不看，他说：‘我是党员！怎么能看这个？’”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在访问村民刘丽珍

7月6日，石亭村民赶着鸭群回家

传统的村落中新生：

正在降临的未来

除了个人家中的私藏外，石亭村里还有许多公物充当着历史的见证者，甚至正在演绎新的故事。

7月5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和石亭村党总支书记钱龙（左二）李氏祠堂交流

家住李家祠堂旁的李永明，向同学们介绍起家祠的历史：“抗美援朝那几年，村里在这搭台演黄梅戏；人民公社办起来后，又成了生产队的粮仓；大包干的时候，祠堂被分成若干块，给各家各户堆放杂物。后来长期无人管理，墙面也掉了，梁啊柱啊，塌的塌、烂的烂。”同学们四处张望，纷纷表示完全想不到这里竟曾破败到那种地步。李永明接着说：“2017年搞‘美丽乡村’，政府出资‘修旧如旧’，才又给修缮好。

7月5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在李氏祠堂二楼俯瞰石亭村

如今，基本恢复旧貌的祠堂与一巷之隔的李氏家塾一道成为非遗灯彩工作室，一个年轻团队在此从事创作，他们蹲在石狮旁凝神描画龙身灯彩的场景，深深吸引着学生的目光。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左）和村里的年轻人交流学习灯彩制作

7月5日在石亭村拍摄的巨龙造型灯彩

岁月如风，可以在几十年间数易祠堂面貌，也能让险些荒芜的人生焕发新机。在祠堂旁的巷子深处住着吴奶奶和自己的“后老伴”。

吴奶奶15岁时被婆家以一间平房换了过去，此后她一边咬牙吞下丈夫动辄拳脚相加的痛楚，一边在心中默默滋养挣脱的勇气。四十多岁时，她才在闺蜜帮助下，联络到上海一位专司离婚案件的律师，逃脱婚姻牢笼。“之前的农村女人不敢离婚，离婚就意味着‘无家可归’——‘既回不去娘家，也再没有婆家’。”年近七十的吴奶奶对年轻的城里孩子解释道。

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顾芯瑶被吴奶奶的经历深深触动：“原来那时农村女性追求‘独立’那么艰难。”她说，从吴奶奶家走出来后，自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一直担心吴奶奶的成功脱困是运气使然，但在接下来几天的走访中，她发现，村里不少吴奶奶的同龄人都在中年时期摆脱了不幸的婚姻，有人还在后来组建了新家庭。她说：“我回来找了找资料，2001年发布的婚姻法修正案首次把‘禁止家庭暴力’写入法律，不知石亭村的这波‘离婚潮’是否与此有关，我打算后面深入研究一下。”

这是7月6日拍摄的石亭村孝子桥

调研接近尾声时，学生们已经展现出将听闻的个体经历与宏观的时代浪潮进行观照的自觉。更幸运的是，调研团队在石亭村的这几天，也确实亲历并见证了正在发生的“历史”，比如常在聊天中被村民们提及的土地承包，将迎来二轮续签。一位已经退休的“公家人”爷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讲：“幸好我保留了农村户口，还是个村民，否则房子和农田都要‘打水漂’了。”村委会副主任余永忠说，讲政策、刷脸、按红手印等前期工作都做完了，这段时间还要请村民们再补签一份新的文件。

7月10日，参加石亭调查的师生向村民学习黄梅戏唱段后，互相点赞

在路口的小店中相约：

明年带照片再来

村里那个三家小店并立的路口，俨然是村民们信息中转的“情报站”。不下雨的傍晚，店外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人。团队之中有几位同学，每天总要去那里“扎一头”，买些薯片、泡面之类磨牙的小吃食。第一天路过家林超市时，他们家的小孙女淑怡原本蹲在店门口空地上逗狗，看到浩大的一队人过来，她抬起头认真打量了一会儿，随后对着老板娘朗声喊道，“奶奶，阿姨去年答应我的照片还没给我！”老板娘急忙去捂她的嘴，成员们才恍然大悟，想起去年此时确有一约。

7月7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杨漠昀（中）、陈希畅（右）在访问村民李长茂

同学们当即一面发微信给去年许下承诺的团队成员李雨萌，嘲笑她被小妹妹“追债”；一面在淘宝上下单最快的照片冲印服务，准备替她“还债”。不巧赶上连日降雨，可恨的快递迟迟不到，导致团队一连几天在路过家林超市时，都只得和淑怡“明日复明日”地解释，并在她“又是明天”的娇声抱怨中夹起尾巴遁逃。

7月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泓冰（左二）和学生江蕴琪（左三）一起在访问丁家林、张红英夫妇

最后一天，团队摄像老师想再补几个镜头，师生们沿着村道一路漫无目的晃下来——经历了这些天的走巷串户，自觉已成村里的“街溜子”，迎面碰到谁，都能闲扯两句家常。转悠到之前拜访过的邵伯伯家时，他老伴儿夏阿姨坐在门口使劲儿刷着刚才下地穿的胶鞋，见团队成员大摇大摆进门，坐在堂屋实木椅子上刷短剧的邵伯伯，连身都不起，只是抬手招呼了一下。同学们忆起刚来时，常遇到大铁门上锁，欲败兴而归，但村委会工作人员单手伸进锁洞，把锁一把拉开的情形，“还能这样操作？”现下自己进出农家亦已有些“自己人”的自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