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日历上，只留下二十个字。李兆麟走出中苏友好协会时，警卫员还没回来，车也还没修好。
他在日历上写下：“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
这句话，本来是留给警卫员李桂林看的。
几个小时后，哈尔滨全城找他。水道街九号那座小楼，门关着，屋里已经没有谈判，也没有客人。
人不见了。
李兆麟那年三十六岁。这个岁数，在东北抗联的将领里，已经算是从漫长黑夜里熬出来的人。
一九一〇年，他生在辽宁辽阳。少年时离开家乡，十九岁参加革命，后来走进白山黑水之间的抗日队伍。
那不是普通的打仗。
东北沦陷后，抗联面对的是日伪军围剿、严寒、饥饿和叛徒。山林里没有稳定后方，密营被破坏，粮食断了，伤员带不走，有时一支队伍几天见不到炊烟。
他没有退。
一九三九年五月，东北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编成第三路军，张寿篯任总指挥。张寿篯，就是李兆麟。
这一年下半年，第三路军在伪“北安省”境内同日伪军作战二百七十六次。
这个数字不轻。
那时杨靖宇在南满苦战，赵尚志在北满转战。一个个名字后来都写进烈士名录，可在当时，他们只是在雪地里带着队伍往前挪。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把李兆麟领导的第三路军和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并列，称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
敌人怕他。
可让人更没想到的是，日军没有抓住他，日本投降了，他却倒在抗战胜利后的哈尔滨。
一九四五年九月，李兆麟回到哈尔滨。
他不再穿行在密林里，而是出任滨江省政府副主席、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又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活动。
公开，意味着危险也公开。
哈尔滨刚从伪满统治中走出来，街面上有苏军，有国民党接收人员，有日伪残余，有军统特务，也有等待和平的人。
李兆麟常在公开场合讲话，宣传和平、民主、团结，揭露国民党方面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
恐吓信来了。
暗杀计划也来了。
国民党军统在哈尔滨设有特务组织，最初多次谋害李兆麟未能得手。有人想在路上开枪，有人想埋伏，有人想派人闯入中苏友协，可李兆麟身边有保护，行踪也并不容易掌握。
暗杀者换了打法。
不在路上等他，而是把他请进一间早已布置好的屋子。
水道街九号。
这地方离中苏友好协会不远，原是伪满时期的“松浦洋行”，后来成了特务联络点。门一关，外头街声还在，屋里发生什么，短时间没人知道。
他们派出的诱饵，是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的秘书孙格龄，也有资料写作孙格玲。
她早已接近李兆麟。
她说自己是烈士后代，对国民党方面腐败不满，愿意提供情况。这样的身份和说辞，正击中了李兆麟心里最容易相信的一处：他在抗联多年，见过太多牺牲，也一直惦记那些为革命留下的亲属。
这不是简单的“美人计”。
真正的杀招，是伪装成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哈尔滨各界举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会上，李兆麟讲话，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革命斗争。
会后，孙格龄找到他，说有“国大代表”问题的重要情况要汇报，还说国民党“接收大员”要商谈此事。
李兆麟当天已有安排，婉拒了。
孙格龄没有收手。
午后，她又打电话，说事情紧急，请他第二天下午一定去水道街九号。此前，李兆麟确实因“国大代表”问题同国民党方面人员有过接触，这次“约谈”便没有显得突兀。
三月九日下午，李兆麟先去开会。
车行到地段街一带出了故障，司机卢德才修车，警卫员李桂林留下帮忙。李兆麟改乘《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马车，返回中苏友好协会。
已经快到约定时间。
警卫员还没回来。
他没有等。
办公室里，日历摊在桌上。他写下那句交代，又叮嘱秘书于凯：李桂林回来后，告诉他自己去了水道街九号。
笔停了。
人出门了。
水道街九号距中苏友好协会不过百米。李兆麟走到那座小楼，孙格龄迎出来，把他引进二楼房间。
屋里有茶。
李兆麟喝下后，立刻觉出不对，问：“水咋这么咸？”又问：“头咋这么晕？”
孙格龄转身向厨房喊：“再换一杯吧！”
这是暗号。
埋伏的凶手冲了出来。李兆麟身中毒药，仍有知觉，与凶犯短暂搏斗。可药性发作，他倒了下去。
凶手用匕首连刺七刀，其中一刀贯穿胸背。后来有人称这是“七刀八眼”。
屋里安静下来。
凶手搜走他身上的手枪子弹，用他的军大衣盖住头部，把遗体拖到里屋床下，又锁门准备转移灭迹。
偏偏这时，警卫员李桂林来了。
他修好车回到中苏友协，看见日历上的字，立刻赶到水道街九号。楼梯上，他碰见几名凶手，却并不认识他们。
他问，有没有看见一个中高个、身材魁梧、穿大衣的人。
对方支吾一句：没看见。
人擦肩而过。
李桂林不知道，自己寻找的将军，就在楼上屋内，已经遇害。
三月十日，搜查人员在水道街九号二楼一间空屋里发现遗体。消息传出，哈尔滨震动。
国民党方面有人一边假作追查，一边散布“桃色新闻”“内讧”等谣言，企图把谋杀案搅浑。还有凶手被他们推出去“受审”，再被灭口。
可这件案子没有被埋掉。
一九四九年十月，哈尔滨公开审判谋害李兆麟的特务和刽子手。主持谋害的林再春，以及阎钟章、刘文升等人被处决。
往后，公安人员继续追查十多年。刘明晨、阎力维、孙海镜、高喜元等人也先后受到审判，其中重罪者后来被重新起诉并执行死刑。
孙格龄逃了。
她先后逃往长春、沈阳、天津、香港九龙，最后逃到台湾。余秀豪也在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全部解放前后逃往台湾，此后未见公开露面。
有人伏法，有人远逃。
水道街却改了名字。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哈尔滨把水道街改为兆麟街。如今，原水道街九号已是兆麟街八十八号，李兆麟将军纪念馆就设在那里。
那张日历上的字，定格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下午。
门外是刚刚胜利后的哈尔滨，门里是敌人布下的杀局。李兆麟从雪原走到城市，从抗日战场走到和平谈判桌前，最后倒在离中苏友好协会不过百米的小楼里。
他没等到警卫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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