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零三百人里,鄂豫皖拿出三千一百多。
这个数字不寻常。
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南方八省十三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全军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一万零三百余人,枪六千二百余支。
第四支队来自鄂豫皖,司令员高敬亭,下面有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三千一百多人。
差不多三分之一。
可就在三年前,大别山上最能打的两支主力,已经先后离开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撤出鄂豫皖,转向川陕。
七里坪、金家寨、黄安一带,原本是红四方面军打出来的老根据地。主力一走,国民党军压上来,碉堡、封锁线、清乡队,一层一层往山里推进。
山里只剩一部分红二十五军和地方武装。
这还不是最紧的时候。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二千九百多人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省委也跟着走了。
两大主力都走了。
按常理,大别山这盏灯该灭了。
可偏偏没有。
红二十五军出发前,省委留下一个安排:高敬亭留在鄂豫皖,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斗争。
这句话落到高敬亭身上时,他才二十七岁。
皖西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
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高敬亭召集干部开会。屋里没有大军的气势,只有从各处转回来的零散部队、伤病员、地方游击队和少数没有归队的红二十五军骨干。
红二十八军重建了。
说是一个军,其实只有一千余人。
这就是家底。
没有军长,高敬亭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部队以皖西第三路游击师、红二十五军留下的部分人员、鄂东北独立团等为骨干。
这支队伍最值钱的,不是人数。
是骨头。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留下来的老兵、干部,知道山路,知道村庄,知道哪条沟能藏人,哪座岭能伏击,哪家群众靠得住。
高敬亭也不是临时被推上来的外行。他参加过地方工作,也在主力红军中任过职,熟悉大别山的党政军系统。
主力撤走后,鄂豫皖没有断在“没人指挥”上。
第一关,稳住了。
国民党军并没有放松。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鄂豫皖遭到多个师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连续“清乡”“清剿”“围剿”。红二十五军走后,压力继续落到红二十八军头上。
可大别山有大别山的打法。
高敬亭没有把一千多人死守在一个地方。他把主力、地方武装、便衣队结合起来,时分时合。
平时分散。
遇到机会再集中。
一支队伍在山里牵制,一支队伍绕到敌后,一支队伍钻进平原边缘活动。敌人扑过来,山里没人;敌人撤下去,枪声又从另一个县响起。
红二十八军不是靠一场大仗撑三年。
是靠一次次让对手抓不住。
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山岭连着山岭,村庄贴着村庄。红军主力少,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却像根须一样扎在下面。
枪不够,就缴。
兵不够,就从地方队里补。
干部不够,就让能打的人在战斗里长出来。
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鄂豫皖留下的不只是红二十八军,还有一整套能继续生长的地下根系。
一九三六年前后,国民党方面又加紧“清剿”。卫立煌、刘峙等人先后卷入鄂豫皖边区军事行动,碉堡、保安团、地方民团一起上。
压力越来越重。
红二十八军也有过损失,也有过错误,尤其在孤悬大别山、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些问题不断积累。
但它没有被打散。
这三个字很重。
没被打散,才有后来的集中;没被打散,才有后来的改编;没被打散,鄂豫皖才不是一段过去的地名。
一九三七年七月,形势变了。
何耀榜派出的交通员辗转找到上级组织,鄂豫皖方面终于得知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高敬亭随即决定同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
岳西一带,谈判桌摆开。
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出面。双方围绕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集结改编等问题谈判。
协议的核心很清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合作抗日。
枪口转向了日本侵略者。
八月以后,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地方武装、便衣队陆续向黄安七里坪一带集中。山里那些分散多年的队伍,一支支走出来。
有主力。
有地方队。
还有便衣队。
到了七里坪,人们才看清这三年留下了什么:不是一支孤零零的小部队,而是一片根据地里保存下来的武装体系。
一九三八年初,红二十八军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第七团、第九团和手枪团,主要由红二十八军部队改编;第八团,则由鄂豫边游击队改编。全支队三千一百余人,是新四军初建时人数最多的支队。
这才是标题里的答案。
鄂豫皖能贡献近三分之一兵力,不是因为主力没有走,而是因为主力走后,大别山还有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还有地方武装和便衣队,还有三年没有断掉的群众基础。
红四方面军走了,红二十五军也走了。
大别山却把火种藏了下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红安七里坪,第四支队举行誓师大会,开赴皖中抗日前线。
山路上,队伍从老根据地出发。枪背在肩上,番号换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
三年前只剩一千余人的红二十八军,终于走出了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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