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爷”的第三次获刑：从林耀昌案看旧案追诉与基层治理的持久战|刑事责任|旧案|林耀昌|林键国|追诉

2026年9月18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耀昌，这位被称为“坟爷”的广东陆丰人，因持械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是他第三次获刑。此前，他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贿罪、骗取贷款罪两次被判刑。这一次，是旧案追诉——检方指控他在2008年作为酒店经营者，纠集他人持械参与聚众斗殴。

同案的寻衅滋事罪指控，因超过追诉期限被终止审理。2026年9月，当地政府对其烂尾十余年的违建祠堂正式立案调查。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村霸”的第三次落网，更是一个关于旧案追诉、基层治理和举报人保护的复杂样本。从2009年村民开始实名举报，到2026年二审宣判，这场持续了十七年的拉锯，揭示的是基层治理中“打伞破网”的艰难与持久。

一、旧案追诉：为什么2008年的斗殴，2026年才判？

这起案件最引人注目的程序问题，是“旧案追诉”——犯罪行为发生在2008年，判决在2026年。

刑事追诉是有期限的。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是五年；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是十年。持械聚众斗殴罪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应的追诉时效是十年。从2008年到2023年刑拘，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但追诉时效存在“中断”和“延长”的情形。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如果林耀昌在2008年之后一直处于被立案侦查的状态，或者存在逃避侦查的行为，追诉时效就不再适用。

另一种可能是“新罪中断旧罪时效”。根据《刑法》第八十九条，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的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林耀昌在2008年之后，因非法占用农用地、行贿、骗取贷款等罪名被追诉和判刑。这些新的犯罪行为，可能导致2008年聚众斗殴的追诉时效被重新计算。

“旧案追诉”的存在，说明司法机关在持续追查。它传递的信号是：时间不是犯罪的保护伞，只要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旧案也可以被追究。但同时，寻衅滋事罪因超过追诉期限被终止审理，也说明追诉时效制度是刚性的，不是所有旧案都能被无限期追究。

二、举报人的十七年：代价与坚持

这起案件中，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角色：举报人林键国。

从2009年起，林键国持续实名举报林耀昌的违法行为。他称，为举报林耀昌，自己荒废了事业，曾遭威胁，祖坟两次被挖，十年不敢回乡。

这个细节的分量，比判决书上的任何数字都重。一个人为了举报一个“村霸”，付出了事业、安全感和正常生活的代价。这不是“多管闲事”，而是在用个人的牺牲，去对抗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举报人保护，是这起案件中一个被反复提及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问题。林键国称遭到威胁、祖坟被挖、十年不敢回乡——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说明在举报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一个举报人需要付出“十年不敢回乡”的代价，才能推动一个案件的进展，这本身就说明基层治理中“举报—保护—查处”的链条存在断裂。

举报是公民的权利，不是公民的冒险。如果举报人需要用自己的安全和生活去“赌”一个正义的结果，那愿意举报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保护举报人，不只是保护一个人，而是保护整个社会的监督能力。

三、“坟爷”的绰号与违建：土地违规使用为何长期存在？

林耀昌被称为“坟爷”，源于他长期违规经营公墓、违建墓穴及行贿等行为。

被指在陆丰市潭西镇非法占用88.13亩林地，违建5164个墓穴。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面积林地被改变用途，意味着数千个违规墓穴被销售，意味着一条以殡葬为名的灰色产业链。

殡葬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具有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公墓用地需要严格的审批，墓穴销售需要合规的许可。如果这些环节可以被绕过，那“坟爷”的生意就不只是“违规”，而是对土地管理秩序和殡葬管理秩序的双重破坏。

违建祠堂的烂尾，则暴露了另一个问题：违建为什么能建起来，又为什么长期拆不掉？近10亩的“五马拖车”式祠堂，2011年动工、2013年停建，烂尾十余年未被拆除。一个违建项目能够开工，说明当时的监管存在漏洞；一个违建项目能够烂尾十余年不被拆除，说明后续的执法存在阻力。直到2026年9月，当地政府才对其正式立案调查。这个时间差，本身就是基层治理效能的注脚。

四、基层治理的“网”：为什么“村霸”能盘踞多年？

林耀昌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村霸”能够在基层盘踞多年，甚至获得人大代表等身份？

曾任汕尾市、陆丰市两级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意味着，他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体制内的认可和合法性。这种“身份”与“行为”之间的反差，是基层治理中最值得警惕的现象。一个被村民持续举报的人，为什么能当选人大代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他犯了什么罪”更值得追问。

举报人林键国称，其在当地势力盘根错节。这种“盘根错节”，可能表现为经济上的控制力、社会关系上的网络、甚至对基层治理环节的渗透。当一个“村霸”能够影响基层执法的节奏、影响举报的处理、影响违建的存废时，他就不再只是一个“违法者”，而是一个“治理难题”。

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的不是一次判决，而是一整套机制的运转。包括：畅通的举报渠道、有效的举报人保护、独立的执法环境、以及对基层权力的有效监督。林耀昌第三次获刑，是这套机制终于运转起来的结果。但“终于”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运转的速度不够快。

五、案件的启示：从个案到制度

林耀昌案是一个标本。它告诉我们，“村霸”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次判决就能彻底清除的。

对司法机关来说，这起案件展示了旧案追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可能性在于：时间不能成为犯罪的保护伞；局限性在于：追诉时效是刚性的，不是所有旧案都能被追究。如何在追诉时效内尽快查清事实、固定证据，是对办案能力的考验。

对基层治理来说，这起案件暴露了土地管理、殡葬管理、基层选举等多个环节的漏洞。一个“坟爷”能够同时在这些领域违规操作，说明漏洞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的。修补这些漏洞，需要的不是一次专项行动，而是日常监管的持续到位。

对举报人保护来说，林键国的十七年，是一个沉重的提醒。举报人需要的是制度性的保护，而不是“运气好才能活下来”的侥幸。如果举报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下一个发现问题的村民，可能就会选择沉默。

写在最后：十七年，够长了吗？

从2009年林键国开始实名举报，到2026年林耀昌第三次获刑，十七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