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青海湟中县一场群众大会散场时，一个穿蒙古袍的汉子突然拦住县委书记尚志田。他神情急切，嘴里不断说着蒙古语，手还紧紧抓着尚志田的衣袖。
语言不通，事情却不能耽搁。尚志田找来翻译，听清对方的话后，当场愣住了：这个衣衫破旧、满脸风霜的牧民，竟自称是红军营长，12年前在祁连山一带与部队失散，此后被迫给人放牧干活。
消息很快报到西北军区。对于一名失散多年的老红军，尤其是营级干部，组织不可能只凭几句话认定身份。有关方面随即调查询问，尘封多年的西路军往事，也由此重新浮出水面。
这个汉子名叫廖永和，1916年出生于安徽金寨。家里贫困，父母靠租种土地过日子，他年幼时便替人放牛。1929年立夏节起义后，大别山革命风潮涌动，13岁的廖永和参加了儿童团。
年纪虽小，他却很早接触了红军生活。1931年，15岁的廖永和加入红军，起初担任传令兵。行军、送信、侦察，样样都要冒险。凭着机警和勇敢，他逐渐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基层指挥员。
到1936年，他已担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九团第二营副营长，年仅20岁。这个职位并非只靠资历得来，而是在一次次战斗和行军中拼出来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随后，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部队进入河西后，连续遭到马家军骑兵和重兵围攻，形势迅速恶化。
1937年1月下旬，红三十军在张掖西面的倪家营子一带苦战。当地缺粮、缺水，伤员越来越多，马家军又凭借骑兵机动优势不断压缩包围圈。激战持续20多天，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突围时，廖永和指挥的第二营只剩下27人。队伍进入祁连山后，又遭到敌军追击，他的右腿被子弹击中。那时正值隆冬，积雪没膝，伤口无法处理，破棉衣很快被血水和泥雪浸透。
他没有立即倒下。
拄着木棍走了几天后，廖永和遇到几名同样掉队的战士，前后凑成11人。大家靠挖野草、捕捉小动物充饥，夜里钻山洞避寒。可伤势、饥饿和严寒轮番袭来，队伍中的人接连倒下。
廖永和知道，再这样拖下去，所有人都走不了。他让其他人不要管自己，赶紧寻找生路。遗憾的是，最后只有一名14岁的战士何延德留了下来。
两人相互搀扶，走一步算一步。廖永和腿中的子弹没有取出，伤口不断恶化。几天后，他终于昏倒在一处山洞里。何延德守在旁边，既不敢离开，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营长，你醒醒！”
就在这时，洞外传来喝问声。来人是一名身穿蒙古袍的妇女。她得知两人是红军后，没有把消息告诉外人，而是拿出水和羊皮毯子，帮助何延德把廖永和带回蒙古包。
蒙古包里有奶茶，也有简单药材。妇女替廖永和清理伤口，又给两人端来食物。何延德捧着奶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妇女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怕，红军是好人。”
这句话让两个年轻人暂时放下戒备。他们以为遇到了牧民的帮助，却没有想到，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
几天后，妇女的丈夫突然闯进蒙古包，掀开被褥，挥鞭将两人赶下地。他根本不是来救人的，而是打算等两人恢复一点体力后，把他们留下做苦工。
在当时一些偏远牧业地区，旧式人身依附关系仍未完全消失。廖永和和何延德没有身份凭证，也无法独自穿越荒漠雪山，更担心被送到马家军一方。两人因此被控制在牧场，承担放牧、搬运和杂役。
廖永和的右腿留下严重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干活总比别人慢。牧主稍不满意，便用鞭子抽打他。为了逃走，他曾几次尝试翻越围栏，却被牧羊犬追咬，伤势反复，仍未能脱身。
1942年前后，牧主一家因战事和局势变化离开原地，廖永和才重新获得自由。此后，他一边给人做零工，一边打听红军和八路军的消息，也在当地成了家。只是那段失散经历，他始终没有放下。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廖永和听到消息，第二天便赶往城里寻找人民军队。他的身份经过核查确认，西北军区方面还专门接见了他。曾经的红军营长，终于重新回到组织怀抱。
后来，廖永和进入青海干部训练班学习。12年风雪、伤病和苦役，没有磨掉他的军籍记忆。大会散场那天，他抓住尚志田衣袖时，说出的第一句话并不复杂：他要找的，只是失散多年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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