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北平南苑机场，张治中走下飞机时，眼前已不是南京那种风声鹤唳的气氛。此行肩上压着两副担子：一副是代表国民党政府谈和平，另一副，是替旧日长官蒋介石探问一条退路。
这不是寻常的差事。
张治中与蒋介石相识甚早。1924年，他在黄埔军校任教，与蒋结下师生情分，此后多年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两人之间既有上下级关系，也有私人情谊。可到了1949年，战局已不是几句旧情能够扭转的。
张治中一生的处境颇为复杂。他长期身处国民党军政高层，却不赞成把内战继续打下去。抗战时期，他曾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后来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8年长沙发生“文夕大火”，他承担了重要责任。蒋介石没有立即追究，张治中对此一直心存感念。
人情是真，局势也是真。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国民党方面开始谋求和谈。张治中被推为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发前曾赴溪口见蒋。蒋的态度并不等于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张治中却仍希望，至少能劝这位旧长官不要再把事情推向绝境。
4月1日抵达北平后，张治中受到中共方面接待。毛泽东与他见面，谈话间先以家常话缓和气氛，随后便把话题转入正事。解放军渡江的期限已经明确，谈判并非没有边界。
张治中明白这一点，还是提出了蒋介石的问题。他所求的，并非让蒋继续掌权，而是希望给蒋一个以普通身份回乡生活的机会。旧友之间的情分，使这个请求难以绕开；代表团的身份，又让他不能把话说得太满。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没有当场给出无条件的承诺。谈话中传达出的意思，是个人处置不能脱离战争责任与历史功过，相关问题要看具体情况。这种回答留有余地，却也把原则摆在了桌面上。张治中想求的是一线宽宥，得到的不是一句简单的“可以”。
谈判真正艰难的部分，随后才展开。
中共方面于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要求国民党方面在限定期限内接受。张治中等代表将文本发回南京，蒋介石反对接受，国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所谓和平，已经不只是代表团在纸面上怎么斟酌字句，而是南京是否愿意停止军事对抗。
4月20日，南京方面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当天夜间，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渡江战役由此展开。谈判至此失去继续推进的现实基础。张治中等人留在北平，没有返回南京。对张治中而言，这意味着与旧有政治阵营彻底分开；对谈判而言，则意味着纸上的方案没能阻止战事。
他曾为蒋介石说情，却没有因此改变蒋的选择，也没有让双方的原则发生根本变化。张治中的请求，更多显示了他对旧情的牵挂；毛泽东的答复，则体现出谈判中的分寸：可以听取个人请求，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处理化为私人恩怨。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留在大陆，参与国家事务，并继续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等事奔走。蒋介石则去了台湾。两人的道路从此分开。北平那次求情没有换来一纸保证，却把张治中夹在旧交情与时代转折之间的处境，清清楚楚地摆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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