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处理一封替吴石申诉的来信时,摆在案头的并不是普通的历史材料,而是一桩拖延多年的身份认定。吴石已经牺牲二十多年,功过却迟迟没有定论。对于一名曾任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后来秘密为共产党工作的军人,如何评价,确实牵涉许多复杂问题。
吴石不是临时起意的“投诚者”。他早年接受的是旧式军事教育,曾就读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又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能文能武,熟悉军事理论,曾被誉为“吴状元”。抗战时期,他在国民党军参谋系统任职,参与对日作战研究,长期接触军政机密。
有意思的是,吴石最初并不反对国民党。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加学生军,认为投身国民党就是投身革命。可是,军政机关中的派系倾轧、贪腐现象,以及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日益暴露的问题,使他逐渐产生了怀疑。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给了吴石重新认识共产党的机会。他在武汉听过周恩来的演讲,也接触过叶剑英等人,还认真研究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接触没有立刻改变他的身份,却改变了他的判断标准。
1940年前后,吴石与旧友吴仲禧重逢。吴仲禧当时表面上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已经秘密参加共产党工作。两人谈到时局时,吴石对国民党内部的失望逐渐表露出来。吴仲禧判断,这位老友虽然身处高位,却并非只看重个人前程,于是向组织报告了情况。
1947年春,何遂在上海设法安排吴石与中共方面人士见面,双方由此建立了联系。何遂本人是同盟会元老,他的儿子何康等人参加了共产党。此后,上海愚园路俭德坊二号,成为吴石传递情报的重要联络地点。
1948年,吴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能够接触大量军事档案和前线材料。他不需要亲自进入战场,只要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出兵力调动、作战部署和防线变化,便可能为解放军提供极大帮助。
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奉命前往徐州视察。吴石写信请徐州方面予以协助,吴仲禧因此得以进入机要区域,了解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返回上海后,这些情况被迅速转交给中共方面。吴仲禧后来回忆,没有吴石的安排,任务很难如此顺利完成。
1949年3月,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又将长江防线的重要情报送到上海地下党联络点。材料中不仅有防守部队番号,还涉及集团军以上部队的部署。情报经上海地下党转递后,受到三野方面重视。它的价值,不在于一张地图,而在于让解放军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敌军防御重点。
吴石还曾参与争取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1948年冬,两人在上海商谈出路。吴石没有空泛劝说,而是摆出三种选择:
“投靠权势,是下策。”
林遵问:“中策呢?”
吴石答:“可以退避,不替错误继续卖命。上策,则是率部起义。”
林遵最终选择了上策。1949年4月23日,他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后来编入人民海军。
渡江战役和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后,吴石还设法转移了一批国民党国防部军事资料。部分资料后来由福州方面人员移交解放军,对了解国民党军的组织、装备和作战情况具有参考价值。
1949年夏,吴石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并随国民党当局前往台湾。他明白,自己若留在大陆,可以公开起义;若进入台湾,则能继续取得情报。权衡之后,他选择了后者,并把妻子和年幼子女一同带去,以减少外界怀疑。
在台湾期间,吴石通过朱谌之等人传递军事情报。1950年1月,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吴石的身份随之暴露。3月1日,国民党当局将其逮捕。狱中审讯持续百余日,吴石遭受严酷刑讯,身体严重受损,却始终没有供出更多情况。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在台北被处决。吴石牺牲时五十七岁。由于身份特殊,他牺牲后长期没有获得正式烈士认定。何遂生前多次反映此事,始终未能解决,直到去世。
1973年,何遂的子女再次致信周恩来,为吴石申诉。周恩来听取罗青长等人的意见,并与叶剑英研究此事,认为吴石在解放战争后期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减少战场损失、推动军事进程作出贡献。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
同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子女获得烈属待遇。迟到的认定,并没有改变牺牲发生的日期,却使这段被尘封多年的经历终于有了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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