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衣哥”朱之文自曝被黑粉多番举报，近两月就有十余场演出因此取消，有时临上高铁才被通知叫停，而举报理由则是“劣迹艺人”。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人之前在法院写过保证书，转头却照旧举报。
当然，每个人都有举报监督的权利，但前提是讲事实拿证据，现在这伙人的做法变了味，完全是拿主观臆断当理由，用举报向演出主办方施压。
这就形成一个很别扭的局面。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就得按规登记处理；主办方扛不住举报压力，就得被迫选择停演。到头来，哪怕没有查实任何问题，哪怕“劣迹艺人”只是单方面扣的帽子，照样能靠着轮番投诉轰炸，把人家正常的生意搅黄。监督渠道，就这样被反向利用。
近年来，此类恶意举报事件频出，这也给相关部门提了个难题：如何避免让监督举报渠道，变成“看不得别人好”的打压工具？
事实上，恶意举报之所以容易得逞，很大原因在于成本往往太低。举报者认为，动动手指，打几个电话就能发起围攻，就算最后调查结论是不属实，也难以追责。
对此，关键是抬高压实恶意举报的违法成本。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早已明确，恶意举报属于软暴力的典型表现形式。在司法实践当中，根据行为情节不同，恶意举报投诉还可能触犯诬告陷害罪、寻衅滋事罪、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罪。像“大衣哥”遭遇的这种，明明没有任何违规事实，仍持续、有组织地发起举报施压的行为，已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经营活动，应当依法追责，该赔偿的赔偿，该拘留的拘留，对于屡教不改者，更应当从严从重惩处，绝不能轻易放过。
恶意举报成本如果不重，将无异于鼓励。对于公众而言，朱之文起诉索赔将得到的结果，意义早已超出个人纠纷，而是一次对法治底线的检验：当举报沦为整人工具时，法律能否及时出手，让滥用权利者承担相应后果，守住普通人安稳谋生的空间？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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