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街头拦下一辆出租车，报出目的地：成都路、南京东路，或者长春路。司机踩下油门，拐过街角，计价器上的数字不断跳动。车窗外面，满街的招牌写着汉口、武昌、广州、青岛。10月下旬，刚好是国家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一周年的时间节点。岛内一些政客极力避开10月25日，闭口不提回归，可他们只要一出门，就得踩在祖国的山河版图上。
这一张铺在台北地皮上的中国地图，起点在1945年。
当年10月25日上午10点，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举行，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受降。日本霸占台湾50年，留下一堆“町目番地”，街头挂着“荣町”、“西门町”、“明治桥”的铁牌。这种日式区划给登记户籍、清点物资、管理治安制造了重重麻烦。陈仪到任不到一个月，就在11月17日签发《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限期铲除日本路名，换上体现中华精神与民族气节的新名字。
台北工务局当时缺少方案，不知道从哪里下笔。陈仪从上海工务局抽调39岁的建筑工程师郑定邦赶赴台北，接管这项任务。
1946年，郑定邦带着上海的街道规划经验抵达台湾。他摊开台北市区图，在中心位置画出一个十字坐标。以中山南北路为纵轴、忠孝东西路为横轴。两条主线把台北划成东北、西北、东南、西南4个板块。随后，郑定邦把秋海棠地图套在坐标系里。东北板块填上辽宁、吉林、长春、四平；西北板块填上新疆、甘肃、迪化、酒泉；西南板块填上四川、贵州、云南、成都；东南板块填上福建、江西、厦门、福州。
这套规划在1946年起陆续核准公布。行人走在台北街头，辨别方向全靠中国地理常识。
想去成都路，认准西南方向迈步；要去长春路，朝东北方向走准没错。不仅台北如此，全台其他市县的主干道也陆续命名为中山路、中正路、中华路，外加民生、民权、民族和忠孝、仁爱、信义。文人学者集中的片区，则排布着永康街、青田街等浙江地名。
高雄工务局负责人杜凤藻起初打算效仿纽约，搞第一大道、第二大道，方案递上去被陈仪当场驳回。杜凤藻翻阅中国古籍，最终定出“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的名字。为了在文化根基上清理殖民印记，陈仪在1946年邀请鲁迅的同乡挚友许寿裳赴台，主持台湾省编译馆。
几十年后，岛内绿营势力掌权，对满城的中国地名看着扎眼。
1996年陈水扁台北市长期间，将原台湾总督府门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这次更名能够办成，在于整条介寿路两侧全是行政机关，几乎没有居民居住。等到他们试图对中正路、南京路动刀时，阻力迎面扑来。更改一条主要街道的名字，不仅要把沿途所有民宅的户口簿、身份证、房产证、驾照和健保卡作废重换，还要迫使成千上万家企业重办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账户与商务合同。
改建一条主干道，光是政府行政开支和民间更名支出，耗资就超过1亿新台币，更别提全台地图导航系统的代码重写。面对庞大的成本和市民的民怨，绿营折腾了30年，终究连路牌都没啃动。
如今，那些把“去中国化”挂在嘴边的政客，每天依然要生活在这张密不透风的地理坐标里。出家门要穿过重庆南路，搭乘公务车要经过青岛东路，买杯咖啡要核对广州街的账单。先辈在80多年前立下的规矩，早把祖国的山河深深铸进了台北的街巷与肌理。任凭台上的跳梁小丑怎么折腾，这一排排路牌立在原地，任何人都休想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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