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31日，美国国防部在一页冷冰冰的公报里写下“判定失踪人员小范弗里特死亡”字样，声明用词克制，却为一段跨越战线的寻找划上句号。两年前的春夜，正是这位上将之子驾驶B-26轰炸机失踪，随后引发了一场颇具戏剧性的“敌前求助”。
追溯到1952年4月，小范弗里特升空的那天，朝鲜半岛正处在谈判与炮火并行的胶着期。美军远东空军执行所谓“空中绞杀”计划，妄图切断北方铁路补给线，以便在谈判桌上攥住筹码。一旦夜幕降临，运输大队沿山谷悄悄前进，机务兵用毯子蒙住车灯，只留一束窄窄的光扎进黑暗，空军于是决定把轰炸时间往夜里推。
范弗里特在陆军中以炮火密度著称，却对空军情有独钟。上甘岭战役前，他扬言靠钢铁雨驱散中国士兵，结果“190万发炮弹”砸下仍旧无功而返，从此在华盛顿政界落下“口气大、结局惨”的评价。即便如此，他坚信空中优势仍是美军谈判的唯一倚仗，这份执念部分投射到儿子身上。1948年，小范弗里特顶着“西点毕业”的光环转去空军，外界早就知晓父亲的推手作用，但将门之后更想证明自己。
1952年3月，美军统计发现夜间出动效率提高，战果却一般，原因是飞行员缺乏暗夜低空经验。小范弗里特主动请缨，信誓旦旦地说白天任务“没技术含量”，上级遂把他编进夜袭小组。4月4日凌晨一点，他和两名机组人员从琉球群岛的基地滑出跑道，目标是鸭绿江铁路节点，备用轰炸区则标在沙里院附近。
当晚云层厚实，星光全无，座舱里只能依靠仪表。三点过后，他向塔台报告“油量告急，准备返航”，无线电亦即中断。与此同时，驻守沙里院火车站的志愿军40军高炮排捕捉到发动机声，排长王兴民判断这架飞机飞得太低，果断调整射界。八发炮弹划破夜空，爆闪之后，观察哨确认目标燃起火球，随后在远处山后失去影迹。
早晨十点，远东空军把“飞机失联”消息呈交范弗里特。昔日以强硬出名的老将军眉头深皱，随即批准出动百余架飞机地毯搜索。连续两昼夜，海岸线到德川的山谷被仔细翻找，依旧没有发现落机位置。空军总部担忧再无进展，4月6日傍晚，搜寻行动被迫中止。
正巧停战谈判仍在进行，范弗里特获得赴板门店旁听机会。这位惯于在战场呼喝的上将，在谈判桌边却压低声音：“请帮我找回孩子。”短短一句话，让与会者都稍感意外。对面代表解方稍作沉吟，只留下一句平稳的回应：“如果他还活着，我们会依规处理。”
消息层层汇总到志愿军后勤副司令员洪学智那里。他清楚范弗里特在前线的狠劲，更懂在国际红十字公约框架下答复的分量。洪学智批示：必须尽力搜寻，务求给对方一个准确答复。为此，侦察人员沿沙里院到黄海一线展开地毯式排查，高炮排也重新回忆射击方位，将可能坠落区域圈定在十余平方公里山地。遗憾的是，搜寻人员最终一无所获，连一点机体残片都没找到。
战场推测随之出现：战机在被击中后油箱殉爆，空中即碎；倘若如此，飞行员很难保全。洪学智亲自起草复文，告知美方经历与推测。几天后，通过谈判渠道转交过去。范弗里特收到信息后，向中方表达谢意，并用“骑士精神”形容志愿军的做法。此事虽未换回任何战术利益，却意外温和了谈判桌上的气氛。
有意思的是，民间后来流传范弗里特因此疯狂报复，上甘岭炮弹数量被贴上“父子血仇”的标签。事实上战役发生在1952年10月，早于儿子被正式宣布死亡八个月，火力密度主要出自“突破谈判僵局”这一战略考量。把复杂的军事决策简化成“私人恩怨”，未免忽略了联合国军参谋部的整体规划。洪学智在晚年回忆录里亦提到：“作战不是个人情绪能左右的。”
抛开这些猜测不谈，这场跨阵营的搜寻行动折射了战争另一面：针锋相对之余，仍有最低限度的人道默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范弗里特已被调回华盛顿，洪学智则带着后勤系统回撤到国内整训。岁月流逝，双方在各自的回忆录里提到此事的笔墨并不多，却足以让人读懂战争背后的人性缝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