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湖南祁阳专署的一辆吉普车停在岳麓山脚。车门打开，一位刚刚获特赦的瘦高老人被扶下来，他就是陈达。此时，距他在长沙乐淘旅社暗中粉碎保密局刺杀计划已过去整整二十六年。车轮卷起的尘土尚未落定，省公安厅工作人员递上一张临时证件，简单一句“陈先生，请回家”，仿佛要把当年那些刀光剑影一笔勾销。然而，陈达心里清楚，历史无法抹平，尤其是那场足以改变湖南走向的较量。
时间拨回到1949年6月。长沙初夏闷热，天刚蒙蒙亮，张严佛已悄悄换上一身便装，守在北正街一户人家门口。门内蹑手蹑脚走出的，正是他秘密电召回来的陈达。短短几句寒暄，张严佛直截了当：“毛人凤派侄子带人潜入长沙，准备对程潜、陈明仁动手。我们缺一个能混进旅社的人，你去。”陈达没立刻答话，只沉默地点了根烟。火星跳动，他心里盘旋的却是三个字——成与败。
没人能否认，陈达当时的身份极其尴尬：军统江西站代理站长、少将。刀口舔血的老路走惯了，要他突然掉头，代价不小。犹豫只维持了一夜。第二天拂晓，陈达给张严佛送去一句简短的电报密码：“同意安排”。从此，湖南和平起义的棋盘上，多了一颗能在暗处翻子的棋子。
6月中旬，乐淘旅社三楼昏暗走廊里，灯泡嗡嗡作响。陈达提着药包出现，装作偶遇，朝毛钟新笑了笑：“老同学，在这儿也能碰上，巧啊！”一句“巧啊”帮他混进了核心圈。之后几日，他一边陪毛钟新研究所谓“干净利落的解决方案”，一边将暗杀名单逐条默记，转头交给张严佛。为了逼对方知难而退，他亲手写下一封恐吓信：“玩火自焚，古训在耳。”信送出那晚，长沙电闪雷鸣，毛钟新脸色比天色还白。第二天，这位刺杀小组领头人连夜溜出城。暗杀胎死腹中。
8月4日，长沙电报大楼灯火通明，通电稿“和平起义”四字击穿夜色。程潜、陈明仁松了口气，幕后操盘的张严佛拍拍陈达肩膀：“再走一步，去广西。”湖南稳住了，可华中战场还有白崇禧的三十万兵。而陈达在桂林还有两位老部下——刘万寿、孟繁章。于是，新的任务悄然生成：搜集白崇禧的撤退计划，并视情况策反。
桂林秋雨连绵。陈达与刘、孟碰头那晚，灯芯台上烛火摇曳。孟繁章压低声音：“干脆把老白炸了，省事！”刘万寿皱眉，思忖半晌后摇头，“炸得了一个人，挡不住几十万人。”三人决定沿用电台渗透方案。陈达再拉拢无线电台台长伍本森，情报通过隐藏波段源源不断传往华中局。华中野战军随后精准穿插，广西战局迅速瓦解。战争尾声，桂林城头的旗帜易色，陈达口袋里那部破损手摇密码机完成最后一次任务，随即被他砸得粉碎——那是他与旧时代决裂的象征。
一年后，新中国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给陈达颁发起义人员证明。文件薄薄一页，他却来回端详许久。没想到，风雨并未就此止息。1950年代末，他因历史身份再度被隔离审查，一关十五年。狱中半夜点名时，陈达常背诵《春秋》解闷。看守问他图什么，他回答：“字字有刀，心里不凉。”冷一句，把在场人说得尴尬落荒。
1975年获释，陈达进省参事室整理湖南起义档案。文件堆积如山，他伏案到深夜。老同志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能补多少就补多少，这些事不能断档。”这股倔劲一直到1981年平反时仍没改。那年夏天，他拿到恢复待遇通知，第一件事是替早年殉职的几位同志补写证明。有人笑他“操心命苦”，他只回一句，“总得有个交代。”
2009年深秋，医院窗外桂花香掠过病房。陈卓握着父亲手，鼻音发重：“爸，别说话了。”陈达却艰难抬手，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一生亏欠你们太多。”说罢，他闭眼停息。从军统少将到新中国参事，他跨越两个时代，却欠下家人无数团聚时光。遗憾凝固在那句轻如羽毛的道别里。
陈达去世后，一摞泛黄手稿被子女整理出来。里面有当年暗杀名单的复写件，有与华中局往来信函，也有他在狱中用铅笔写下的几行注释：“和平不是天上掉下的，它是许多人不眠之夜换来的。”简单，克制，却足够说明一个湖南特工的选择与代价。
长沙街头的车流依旧，乐淘旅社旧址已改成商场。很少有人忆起1949年那场角力，也鲜有人知道，促成起义的关键信件是一支毛笔挥就。城市更迭，往事尘封，可当年那位瘦高老人的背影，早已嵌进湖南省档案馆厚厚一册卷宗里，成为不会被删除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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