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论坛提问刷屏的时候，历史系教授正翻看着《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他扶了扶眼镜笑着感慨，冠军侯霍去病二十岁封狼居胥，比亚历山大三十岁征服波斯早了百来年，可为何国际知名度差那么一截，原来是讲故事的话筒没握在咱们手里，西方史书喜爱书写个人英雄史诗，中国正史偏重集体谋略，就像《孙子兵法》开篇说“道天地将法”，排第一的永远是“道”而不是哪个将军的名号。
若说中国缺军事天才那实属冤枉。战国时期孙武率领吴军攻破楚国，柏举之战致使郢都沦陷，其《孙子兵法》被西点军校当作教材的时候，凯撒的《高卢战记》尚还未开始撰写。更不必说被梁启超称作“东方拿破仑”的成吉思汗，蒙古铁骑打到多瑙河畔之际，欧洲君主们吓得直喊“上帝之鞭”，这般影响力可要比凯撒跨越卢比肯河大得多。可惜咱们史官在撰写《元史》的时候，宁可三页纸记述忽必烈劝课农桑，都不愿多书写半句术赤冲锋时的表情。
我认为这种差异似乎是文化基因在发挥作用。古希腊罗马喜爱书写个人伟绩，凯撒的《高卢战记》每页满是“我决定”“我发现”；司马迁记载卫青七次征伐匈奴，重点老在于“天子诏曰”和“士卒同劳苦”。并非是中国没有战神，而是我们的史观更加相信“时势造英雄”。如同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重点从来都不是他多么能打，而是后来萧何月下追回他那一套“人才流水线”。
那么来论说，东西方对于“伟大”的定义存在差别。亚历山大屠城筑像以图留存永恒之名，诸葛亮七擒孟获乃是为了“攻心为上”。明成祖朱棣其价值观的分流较为明显，他派遣郑和带领两万人下西洋，舰队的规模能够将罗马舰队比下去，却仅仅树立一块“示中华富强”的碑；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带领几百人就在墨西哥烧杀以此纪念。哪一方更“伟大”这件事如同问菜刀和手术刀哪个更为锋利，就看你是想要切牛排还是进行心脏搭桥。
历史记载中有偶然之处颇为有趣。恺撒的《内战记》能够原样传下来，是因为罗马贵族大多能够识字。霍去病的战报得依靠司马迁转述，汉简在西北荒漠里等待了两千年才被发现。更为戏剧的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将中国火器带到欧洲，间接催生近代战争的革命，但是欧洲课本只记载一个“火药来自东方”的模糊注脚，仿佛那是从天上掉落下来的仙术一般。
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将帅的“低调”体现出某种文明自信。李世民于凌烟阁悬挂二十四功臣图，朱元璋为徐达修建钟山陵园，这一集体纪念传统，如同《尚书》里“同心同德”的实物展现。再观欧洲拿破仑偏要独自躺进荣军院金棺，凯撒雕像要占据罗马广场C位——一种文明习惯立碑铭记，另一种文明擅长修筑城池。
最有意思的是现代认知偏差，好莱坞将斯巴达三百勇士拍成肌肉男狂欢，却无人去拍摄项籍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之事；《指环王》借鉴蒙古骑兵造型，可观众记不住兀良合台之名。这文化输出落差致使云南百姓都知道埃及艳后，但是没几个开罗市民能道出岳飞之名，恰似互联网上那句调侃：并非中国没有超级英雄，而是我们的超级英雄都忙着修长城开运河，没有闲暇时间拍摄个人纪录片。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提问，倒一杯茶慢慢交谈，中国并非没有亚历山大，但是咱的“亚历山大们”早已被拆入长城的每一块砖中，融入大运河的每一桨清波里，当你赞美兵马俑军阵的肃杀时，便与那没有个人雕像的军事文明无声地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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