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在1956年把八件祖传的珍贵文物全部捐给了国家，其中包括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以及杜牧和范仲淹的亲笔手稿，这些不是普通的古董，每一件都是世上仅有的孤品，放到今天的拍卖行里都能卖出极高的价格，政府曾打算奖励他二十万元，但张伯驹没有接受，最终只收取了三万元，随后用这笔钱买了公债，又捐献给了国家。
他家底很厚，住的是北京李莲英的老宅子，院子有十五亩地那么大，为了买下《游春图》，他就把房子给卖了，带着老婆孩子搬进了小破屋，这不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而是他自己选的，别人用钱换房子，他用房子换画，那时候外国商人和古董贩子都在盯着这些文物，他宁可自己住得差一点，也不让东西流到国外去。
1941年他在上海遭遇绑架，被关押八个月之久，绑匪起初索要三百万赎金，还逼迫他交出收藏的字画，他坚持绝食抗争，表示绝不会支付赎金，若要强夺画作，只能抬着他的尸体离开，绑匪最终难以支撑，加上舆论压力持续加剧，只好降低赎金条件将他释放，他的珍贵藏品一件都没有丢失，这件事听起来如同电影情节，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不是舍不得那些画，而是把生命都赌了上去。
潘素原本唱戏，出身不算好，却从不抱怨丈夫花钱买画，她卖掉自己的首饰帮丈夫凑钱，房子卖了也随他搬家，画捐了奖金也不要，她不是那种常说的贤内助，而是与丈夫一同担起文化责任的人，这事放在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傻，可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后来日子变得艰难，文革时期他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到吉林博物馆工作，即使自己穷得一无所有，他依然帮助馆里鉴定文物，四处寻找低价收购的机会，到1982年他病重住院，因为没有相应级别，医院不安排单间病房，最终在八人间的病房里去世，临终前没人了解他承受的痛苦，也没人询问他需要什么待遇，他留下的物品只有几件旧衣服、一些手稿和几幅小画。
如今人们搞收藏，大多是为了让东西变得更值钱，像张伯驹那样把家产全部投进去，还不求任何回报的做法，几乎没人会做，博物馆那边是希望有人捐赠的，但现有的制度没给捐赠者足够动力，张伯驹不是靠喊爱国口号出名，他是真心认为这些画作不单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整个文化传承，这种想法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有点过时了。
故宫还在展出《游春图》，南京也办了张伯驹的特展，很多人去看，但没人公开说他是现在收藏界的榜样，因为他这个人太不一般了，他做事不按市场那一套来，不谈价钱，也不图回报，他的穷是因为体制没给他合适的位置，他的富是把文化当成了自己命里最珍贵的东西。
他并不显得多么了不起，只是过得明白，别人看重的东西他不在意，别人觉得没用的他却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现在到处都在谈论价值，可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人用一生给出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或许没人愿意认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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