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将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H200人工智能芯片，条件是美国可从销售额中抽取25%的分成。此外，包括英特尔、AMD在内的其他芯片制造商也将有资格获得许可对华出售芯片。
虽然此次“开禁”还留了“仅限于获批准的客户”，但是与此前剑拔弩张的“芯片禁令”相比，白宫立场有明显松动。
Part 1
美国政府限制对华芯片出口，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
2018年，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兴。次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对华为“芯片断供”。2022年，拜登总统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进一步收紧对华芯片出口，几乎达到了“全面禁止”的程度。
同样是限制芯片出口政策，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政策设计理念、政策目标大相径庭。
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定点清除”，重点盯防“黑名单”上的中国科技企业。拜登政府试图以“技术”和“国家”双重维度，构建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与全球性许可框架，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发动了一场“科技冷战”。
显然，拜登政府的政策构想要宏大得多，对美国科技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要严重得多。英伟达曾估计出口限制造成的损失高达150亿美元，其他美国高科技企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加之拜登政府任内强化对高科技产业的管制，采取了打压数字货币、频繁发动反垄断诉讼等政策，自克林顿时代以来的“硅谷-民主党联盟”终于走向了破裂。
2024年大选，硅谷科技精英对民主党的支持力度大减，甚至出现了马斯克高调加入特朗普阵营的戏剧性场面。硅谷的政治转向，是造成民主党败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终民主党政治精英为他们的傲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25年，特朗普在硅谷新盟友的“簇拥”下重回白宫，很快就调整了政策思路，从前任的“全面禁止”转向“有条件开放”。
这是对硅谷的投桃报李，也是对政策效果评估后的务实调整。因为拜登政府的“芯片武器”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2025年1月正式发布的DeepSeek-R1，以较低的算力实现了接近Chatgpt的性能，有力地证明了全面禁止芯片出口的“战果”有限，对限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远非致命。
既然“全面禁止”是“伤敌八百自损三千”的“亏本生意”，调整也就顺理成章了。新晋白宫座上宾的黄仁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Part 2
黄仁勋和同辈的硅谷大佬相比，此前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很少表达政治观点。
在2024年举世瞩目的选战中，黄仁勋也没有明确的“站队”表态。唯一和政治沾边的，就是明确反对拜登政府的限制芯片出口政策的在商言商。
在特朗普胜选后，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不仅缺席了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海湖庄园之行，连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也没参加，因为他早已定下了春节来华行程。他和特朗普的首次正式会面是在2025年的1月31日。
1月初黄仁勋表示希望和特朗普见面，并期待新政府能够减少监管限制，“游说”意图昭然若揭。1月31日的会谈后双方都没有透露内容细节。外界只知道两人讨论了DeepSeek以及AI芯片出口的议题。
不过，特朗普盛赞黄仁勋是一名“很棒的绅士”，这被视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最终将对芯片征收关税”，却不那么“积极”。后来的事态发展看，特朗普“关税优先”的思维成了放松管制的钥匙，只是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此时特朗普“关税优先”的焦点并不是芯片，而是整个外贸领域。2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几乎所有商品加征25%关税，随即扩大到所有贸易伙伴。轰轰烈烈的“特朗普关税战”打响。中美关系也因此进入了动荡期。对华芯片出口也卷入这场大混战中。
4月，美国政府突然叫停H20芯片对华出口，这一政策突变给英伟达造成了巨大冲击。4月27日的第一财季财报中，英伟达披露业因出口限制影响，增加了45亿美元的成本。与同期H20产品销售额几乎持平。虽然这点损失对如日中天的英伟达谈不上伤筋动骨，资本市场的反应也较为平静，但是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也绝非小事。
这一新禁令也对中国用户造成了冲击，一个月前H20还是“大厂最爱”。禁令导致国内库存不足、租金涨价。不过，由于此前已经对美国政府收紧芯片出口已经有所准备，国产芯片已经开始部分替代，加之对英伟达推出新一代产品的预期，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也并未因突然断供惊慌失措。
也就是说，这次突然“断供”对供需双方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并没有改变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格局。这再次证明了“芯片武器”是双向麻烦制造器，而不是战略威慑武器。
这次贸易战延烧而来的“突袭”也没有影响黄仁勋和特朗普政府的“蜜月期”。实际上，第一次顺利会面后，黄仁勋和特朗普政府的持续升温。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英伟达在特朗普力推的“星际之门”项目中的重要角色。
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星际之门项目。该项目旨在构建覆盖数据中心集群、能源扩容系统及半导体制造能力的AI基础设施网络，计划四年内投资5000亿美元，首期投入1000亿美元。
该项目由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牵头，软银、OpenAi和甲骨文是站在前台的“台柱”。而英伟达虽然“隐身幕后”，但是其主要设备供应商的角色无可替代，被称为“星际之门”项目的“军火商”。
所有人都知道，“星际之门”离开了英伟达的硬件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个被特朗普高度重视的超级项目也成了老黄加入“白宫俱乐部”的VIP通行证。黄仁勋也适时地变身为全球奔走的游说者，陪同特朗普出访、在国会作证、在华盛顿与媒体频繁互动，参与白宫的“宫廷政治”。
在政治圈频繁活动中，黄仁勋展现了高超的游说技巧。既能投特朗普所好的肉麻称赞，也能根据聆听者的立场调整表达方式。唯有坚持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开放的原则从未改变。
英伟达大股东Altimeter Capital创始人 Brad Gerstner是这样形容黄仁勋的游说工作的：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论点，即使在某些场合并不受欢迎。因为他坚信，要想在全球赢得AI主导地位，必须赢得中国开发者的支持，同时防止其他企业在（中国）本土市场形成垄断。”
黄仁勋的“开发者视角”，正是好大喜功的政客们的盲区。在政客的想象中，“芯片武器”是制约开发者的利器，却忽视了开发者也有选择芯片的权利。在供需关系中，唯一不可替代的是需求。
对华芯片出口的政策调整窗口终于在7月份出现。随着贸易战趋于缓和，对华芯片出口政策也趋于理性。
7月10日黄仁勋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成功推动恢复向中国销售定制版H20芯片。虽然恢复出口设置了限制性能、美国政府抽成15%的苛刻条件，但是考虑到此时华盛顿对华“鹰派”的巨大压力，还是有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7月24日，特朗普和黄仁勋在在人工智能峰会上发生了一次有趣的互动。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曾考虑拆分某家全球AI芯片龙头以增加市场竞争，但最终因“技术壁垒过高”放弃这一计划。
虽然他没点名，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指的就是英伟达。这番“我决定放过英伟达”的暗示了特朗普对英伟达的信任，也是对英伟达行业地位的认可。黄仁勋当即投桃报李，称赞“美国的独特优势是其他国家不可能拥有的，那就是特朗普总统”。
黄仁勋成功推动对华出口政策松动，重回中国市场的曙光初现，英伟达股价飙升，成为首家市值破四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英伟达在美国科技产业的影响力也急剧上升，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和其他科技巨头签下了成百上千亿的大单。通过巨额的交易，英伟达不仅是美国AI科技领域最大的“军火商”，还是该产业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
业内地位的提升，也给了黄仁勋更大的话语权。在配合联邦政府阻止各州针对人工智能竞相立法管制上，黄仁勋代表美国科技企业，与联邦政府同仇敌忾。
随着和白宫的关系日益深厚，黄仁勋更积极地推动进一步放松限制。英伟达掌门黄仁勋多次批评美国政客的一厢情愿，反复指出“只提供削弱版芯片，中国不会接受”。他执着地表达“问题不是美国不卖，而是中国不买”、“限制出口只会导致美国丧失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地位”，受到了白宫的支持。
12月4日，特朗普再次会见了黄仁勋。会后特朗普又一次夸奖黄仁勋是个“聪明人”，并表示黄仁勋理解白宫的政策。12月9日的“开禁”，显然是这次成功会谈的成果。
黄仁勋将近一年的政策游说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Part 3
美国政商关系密切、商界对政治决策的公开影响，颇受诟病。“政治游说”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贬义词。黄仁勋也“未能免俗”，他对特朗普的公开赞扬、力挺表态，在批评者看来过于肉麻，且有通过政治站队影响白宫决策之嫌，算不得光彩。老黄25万美元政治捐款换三小时特朗普晚宴之类的做法，更是“道德洁癖”无法忍受的污点。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不仅对美国经济举足轻重，更是关乎科技新周期的战略抉择。政商之间的沟通渠道顺畅，相关的政治决策听取企业的意见，“政治游说”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尽管老黄和特朗普的互动带有很强的“投其所好”的私人色彩，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政策纠偏的公共价值。政客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政治目标置于其他专业领域之上，由此产生的“职业盲区”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比如，民主党政府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优先，对内试图以强化管制的方式“驯服”硅谷，对外则以“芯片武器”遏制“对手”。结果却是劳而无功，甚至自废武功，没有起到遏制对手的作用，却让自家的科技企业白白受伤。如此错误的政策当然应该及时调整，“局内人”的商界领袖公开推动政策调整的“游说”无可厚非。
而且，黄仁勋的游说工作之所以能成功，也并不是全靠“彩虹屁”和政治捐款，而是契合了特朗普的政治关切，对政策弊端也能切中要害。
虽然特朗普总统竭力树立“强硬”的人设，实际上在政商关系上远比温文尔雅的拜登“好说话”，也更为理性。因为与拜登政府忽视国内经济不同，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就高度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与联邦财政问题。
尽管“后疫情”以来的美国经济表现不俗，资本市场、失业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可圈可点，但是表面繁荣之下的隐患颇深。首当其冲的就是高负债压力下的财政脆弱，还有难以缓解的通胀压力是挥之不去的“盛世阴影”。
因此，特朗普政府有很强的“经济不安全感”。黄仁勋的很多观点对症下药且能切中要害，并不是纯粹的“屁股决定脑袋”。
比如，他对全面限制对华芯片始终持批评立场，固然有自身的商业利益关切，但是事实也的确如他所料是“伤敌八百自损三千”，所以他要求放松限制的意见是有说服力的。
再如，他强调重视开发者的需求，批评盲目夸大技术优势的“芯片武器化”，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烁见。
而且，现代政府拥有广泛的经济权利，经济和政治之间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政商关系不可避免，政商互动也不可能被取消。相比私相授受的暗箱操作，公开表明立场、宣示观点的游说，无疑更容易受公众监督。
总而言之，黄仁勋成功“游说”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为我们观察美国政商关系、政商互动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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