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巴黎蒙帕纳斯区的一个破顶层寓所里，连暖气都没有，一位72岁的中国老太太走了。
警察来收尸的时候，估计以为这就是个领着救济金度日的穷鬼，毕竟那地方四壁透风，耗子都嫌穷。
结果呢？
门一开，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哪里是贫民窟，简直就是个藏宝洞！
那不到几平米的破屋子里，竟然堆满了4000多件画作。
哪怕是不懂画的人，看一眼也被那种狂野的色彩给震住了。
后来专家一估价，好家伙，这些画值10个亿人民币。
但这还不是最绝的。
比起这些能买下半个巴黎的画，老太太临死手里死死攥着的，既不是存折也不是珠宝，而是一块早就停摆的怀表，还有一条发黑的鸡心项链。
宁愿饿死在金山上也不卖画，这就叫骨气，也是最大的倔强。
她这后半辈子，就在法国干了一件事：死磕。
她给自己定了个“三不原则”：不入外国籍、不签画廊、不谈恋爱。
要知道，只要她肯松口入籍，法国政府的津贴立马翻倍；只要她肯签画廊，那就是那时候的流量密码，钞票大把地赚。
但她就是不干，宁肯过得像个苦行僧。
因为她心里清楚，一旦签了字、入了籍，回家的路就真的断了。
这位倔得像头牛的老太太，就是徐悲鸿嘴里的“巾帼英雄”，中国第一位女西画家——潘玉良。
说起潘玉良，那真是个传奇。
咱们把时间拉回到1928年。
那会她刚从欧洲留学回来，顶着“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第一位中国女画家”的头衔，风光无限。
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眼光毒辣，力排众议聘她当西洋画科主任。
可谁知道，在当时的上海滩，这事儿反倒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出身太“脏”了。
那时候的所谓上流社会，表面上穿西装打领带，骨子里封建得很。
有一次开教学会议，本来挺严肃的场合，一个男同事突然发难，指着潘玉良就开始阴阳怪气。
大概意思就是：咱们美专是不是没人了？
让这种出身的人当领导，难怪外面说咱们是“野鸡称霸王”。
这话毒啊，简直就是拿着盐往伤口上撒。
全场死寂，大家都等着看笑话，以为这个女人肯定得羞愧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谁也没想到，潘玉良当场就炸了。
她没哭没闹，猛地站起来，对着那个男人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下，打得那叫一个干脆利落。
接着她扔下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等你也有本事坐到我这个位置，再来跟我哔哔，到时候我一定向你学习。
这一巴掌，打得是痛快，可回过头想，全是心酸。
潘玉良太知道这帮伪君子在鄙视什么了。
倒退十几年，她还不姓潘，叫张玉良。
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被烂赌鬼舅舅像卖牲口一样卖进了芜湖的青楼。
那年她才13岁，因为长得不好看，狮鼻厚唇的，身价就值“两担大米”。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两条命的距离，有时候就差一个好人。
如果不是遇到了潘赞化，她这辈子估计就烂在泥坑里了。
潘赞化是当时的海关监督，正儿八经的新派人物。
他不仅顶着压力赎了她，还娶她做了二房，把自己的姓氏给了她。
最关键的是，他没把潘玉良当玩物，而是发现了她画画的天赋，送她去上海美专，又送她出国深造。
可以这么说，潘玉良手里的画笔，那是救命的稻草。
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为了画人体结构，她跑去浴室偷画，结果被一群人围攻，骂她“不要脸”。
她怎么做的？
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脱光了衣服对着镜子画自己。
既然世俗不容，那我就画我自己！
这种野蛮生长的劲头，硬是让她从一个青楼雏妓，一路杀到了世界画坛的顶端。
可惜啊，才华能征服巴黎的艺术沙龙，却征服不了国内那颗充满偏见的心。
1936年，她在南京办画展。
那会儿抗战快爆发了，她一腔热血画了《人力壮士》这种抗日题材，想着义卖筹款救国。
结果呢？
她在前台为了国家声嘶力竭，后台却溜进来一群自诩“道德卫士”的烂人。
他们拿刀把画全划烂了，还在旁边留了个条子，写着极尽恶毒的话，大意就是嘲笑她是“妓女歌颂嫖客”。
偏见这东西，比刀子还锋利，因为它杀人不见血。
这行字，彻底把潘玉良的心给伤透了。
那些人根本不在乎画里画的是什么家国情怀，他们就盯着你的出身。
仿佛只要你出身不好，连爱国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这种令人窒息的恶意，逼得潘玉良不得不再次出走。
她当时以为只是出去躲躲清静，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40年，再也没能回来。
再这之后的四十年，潘玉良在法国活成了两个极端。
一边是荣耀。
她的画拿奖拿到手软，巴黎市政府收藏她的作品，巴黎大学甚至破天荒给她颁发“多尔烈奖”。
另一边是孤寂。
她拒绝了一切商业包装，甚至拒绝了无数追求者。
她随身带的那块怀表，是当初出国时潘赞化送的。
那是她的命根子。
那块表早就坏了，齿轮都磨平了，可她还是天天带着。
想家了，就拿出来听听根本不存在的滴答声。
每逢过年，她都会做一道红烧肉，那是潘赞化最爱吃的。
她一边做一边哭，还傻傻地写信回去说：等我身体好了，就回去给你们做红烧肉吃。
她一直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混得足够好，画得足够牛，家乡的人就能原谅她的出身，接纳她这个游子。
但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圆满。
潘赞化早在1959年就病逝了，消息传到法国，潘玉良哭得好几天水米不进。
她想回去，可因为各种历史原因，那张回家的船票，她始终没拿到。
到了1977年，生命最后的时刻，潘玉良已经神志不清了。
她拉着朋友王守义的手，把最后的遗言交代了：把这些画，还有这块表，都带回去，交给潘家的子孙…
只要东西回去了，就算我也回到了祖国。
直到她去世后，经过多方辗转，她的骨灰和那4000多件作品才终于回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土地。
那个曾经被嘲笑只值“两担大米”的苦命女子，最终给国家留下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宝藏。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
那记在上海美专打出去的耳光，其实一直没停。
前半生，她打向了看不起她的世俗；后半生，现实却用这记耳光，狠狠抽在了那个时代狭隘的脸上。
当我们在博物馆里看着那些色彩浓烈的画作时，千万别忘了，那每一抹颜色，都是一个溺水者在绝望中挣扎出来的光。
参考资料：
董松，《潘玉良艺术年谱》，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年。
安徽省博物馆编，《潘玉良画集》，安徽美术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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