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那几天，整个城市乱哄哄的，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和缴械的国民党兵。
三野20军司令部的参谋处长蔡群帆，却站在自家门口，看着那把生锈的铁锁直冒冷汗。
这把锁不光是生锈，上面还挂满了那种很久没人碰过的厚重蛛网。
要知道，蔡群帆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新兵蛋子。
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宿北战役、孟良崮战役，哪场仗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
可眼前这把锁，比敌人的机枪阵地还让他心惊肉跳。
邻居们看见这位穿着黄呢军装的长官，吓得说话都结巴，七拼八凑才说明白：他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娘，早就“没了”。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没了”这两个字能解读出无数种恐怖的结局。
饿死？
病死？
还是因为儿子是共军高官，被国民党特务抓去沉了黄浦江？
蔡群帆站在那儿，脑子里全是这些画面，手里的烟都不自觉地抖掉了烟灰。
就在他准备动用军管会的关系去翻“失踪人口”甚至“遇难者名单”时，一个来自第四野战军（四野）的电话，直接把他的三观给震碎了。
电话那边的人告诉他：你妈不仅活着，而且活得比你还精神，现在人就在南下大军的队伍里，身份是部队被服厂的厂长，行政级别——连级干部。
这哪里是母子久别重逢，分明是两个老兵胜利会师。
这事儿别说在当时，就是放在现在听，都觉得像编剧写飘了的剧本。
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一倒，看看这对硬核母子到底是咋回事。
蔡群帆这人，老家在浙江宁波鄞县。
稍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那个地方专出大商人和买办。
按理说，生在那种书香门第，蔡群帆的人生剧本应该是继承家业，或者去上海滩当个穿西装的阔少爷。
可这小子天生反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还在上海念书，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热血上头的时候，带着同学闹革命，结果书没念完就被学校开除了。
但这恰恰成全了他。
没了学校管束，他索性放飞自我，1936年入党，彻底干起了职业革命。
抗战一开始，他在浙东那边就打出了名堂。
特别是当南进支队大队长那会儿，在崇寿乡相公殿打伏击，那叫一个利索，一口气干掉十几个鬼子，成了当地有名的“鬼子克星”。
后来一路升迁，从游击队长干到正规军团长，再到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那是实打实的战功堆出来的。
儿子在外头拼命，家里的老娘一般都在干嘛？
按照咱们的刻板印象，肯定是天天在佛像前烧香，哭得眼睛红肿，盼着儿子平安。
但蔡群帆的母亲杨凤珠，显然没按套路出牌。
杨凤珠早年确实是个标准的旧式老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
可是命运这玩意儿，有时候专治各种不服。
先是丈夫病死，紧接着大儿子也没了，家里顶梁柱全塌了，就剩个搞革命的小儿子，还天天被国民党通缉。
这时候摆在杨凤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守着空房当个凄惨的地主婆，等着特务哪天心情不好把她抓去当人质；要么跟着组织走，换个活法。
这老太太，选了第二条。
组织上为了保护干部家属，把她转移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本来大家的想法很简单：老太太年纪大了，又是小脚，到了根据地给口安稳饭吃，算是替前线将士尽孝了。
结果谁也没想到，杨凤珠到了根据地，看着那些年轻战士穿着破棉袄打仗，心里那股劲儿上来了。
她找到领导，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我虽然不能扛枪，但我能拿针。
别拿我不当干粮。
后来部队转战东北，这一路几千里地，冰天雪地的，年轻人都受不了，这老太太愣是咬牙挺过来了。
在东北大后方，她带着一群妇女没日没夜地做军装、纳鞋底。
那会儿前线消耗大，被服厂的任务重得吓人，杨凤珠硬是凭着一股子狠劲和精湛的手艺，成了厂里的主心骨。
这种家庭出来的女人，要么在深宅大院里发霉，要么就在乱世里成精。
你们脑补一下那个画面：1948年到1949年，儿子蔡群帆在华东战场（三野）指挥千军万马过大江，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母亲杨凤珠在东北战场（四野）踩着缝纫机，给南下的百万大军赶制冬装。
这对母子，虽隔着半个中国，却在同一条战壕里干革命。
因为工作成绩太突出，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给了这位小脚老太太一个正式的军人身份，享受连级干部待遇。
这在当时的我军历史上，绝对是凤毛麟角的事儿。
所以，当那个电话打通，母子俩在上海见面的时候，场面并没有想象中的抱头痛哭。
蔡群帆那一刻才明白，站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生他养他的娘，更是一位来自友军的“杨连长”。
这次见面极其短暂，甚至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
蔡群帆忙着接管上海的防务，那是千头万绪；杨凤珠也有自己的任务，大军南下，后勤保障一刻不能停。
两人匆匆见了一面，互道平安，然后各回各的部队。
这时候的杨凤珠，觉悟高得吓人。
她没有像普通老太太那样拽着儿子的衣角不让走，也没要求儿子留在身边尽孝。
她太懂了，既然穿了这身军装，那就得听号令。
这种默契，只有真正的战友之间才会有。
后来的事儿顺理成章，新中国成立后，蔡群帆继续在部队干，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又跨过鸭绿江，当了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而杨凤珠老人的这段传奇，也成了那个年代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注脚。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最让人感慨的其实不是蔡群帆打了多少胜仗，而是那个时代对人的重塑能力简直惊人。
在旧社会，像杨凤珠这样的“未亡人”，大概率就是在孤独和哀怨中数着日子等死。
但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她愣是从一个封建家庭的老太太，变成了新中国的连级干部。
那把生锈的铁锁，锁住的是旧时代的家，但打开大门后，这对母子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重逢了。
这哪是什么家门不幸，这分明是那个时代最硬核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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